四
当然，就西学影响的具体程度而言，在“整理国故运动”的不同领域内，以及不同的参与者身上，也有着各种不尽相同的体现。总体说来，如前所述，在比较语言学与实验语音学等方面，西学的示范作用可谓十分直接和显著。然而，语言学研究毕竟只是“整理国故”的领域之一；至于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根基，西学的影响则显得较为隐晦不彰。
例如，长期以来便有论者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与西学无甚关联。1923年，成仿吾在批评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时便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35]1940年，林同济也说：“这一股风尚，在一方面看去，是外接英美正宗学派（尤其是美国派）的结果；但另方面看去，实更是上承清代三百年考证传统而推波助澜。”[36]而周予同则进一步在1941年指出：“胡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37]此后，唐德刚在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同样辨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他还断言：“胡适之先生在本篇中所说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38]此外，余英时亦提出：“我们必须认清，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新典范之所以在胡适手中完成，正因为他是从考证学传统中出身的人。这决不仅仅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便能办得到的。事实上，远在他接触杜威以前，新典范的种子已在他的心中发芽了。”[39]
又如，针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梁园东在1930年就说：“寻来寻去，终久寻不到顾先生的方法，却只是到处遇着顾先生的祖师爷！原来顾先生把汉学家的法宝，应用到这本帐簿上来了！”[40]美国学者施奈德也指出：“顾颉刚对中国传统的考据颇有造诣，然而他对西方思想的认知是间接的，也是片断的。”[41]
要而言之，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胡适、顾颉刚等人“整理国故”的方法，“不是西洋科学的渡海西来，而是乾嘉考据的变相复兴”。[42]
客观来说，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胡适等人考据方法的主要渊源，使人们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源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在考据的具体方法上，西学的影响确实不如中国传统学术来得直接与明显。
不过，如果就此完全抹煞西学对“整理国故”考据方面的影响，则显然也不是一种恰当的看法。因为胡适等人之所以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考据成就，关键便在于他们在继承了传统考据方法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考据的范围，诸如胡适的小说史考证、顾颉刚的民间传说研究，均开辟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领域。而这种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大，无疑是得益于某种研究眼光的更新。具体说来也就是，通过对西方“民主”、“平等”等治学观念的大规模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形成了一种“平等的眼光”，[43]创制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亦即“一个全新的‘典范’”。[44]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其现代转型。(作者：卢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