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走出传统的“中西之争”，是现时代对待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态度，也是中国新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大讨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极端的观点日益少见。虽然他们在根本立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无论是中化论者还是西化论者几乎都不再因为自己主张西式现代化或中式现代化而绝对排斥中国传统或西方文明。例如，西化论的主要代表梁实秋尽管认为中国文化中值得称道者寥寥无几，但也终于承认，“我们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门，我们就可发现：⑴有中国优于西洋者；⑵有西洋优于中国者；⑶有不必强分优劣而可并存者；⑷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改进者”。中化论的主要代表梁启超说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
从先前的两个极端逐渐走向折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表明他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日益明显，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是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同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意识却日益增强，民族文化的特征日益被人强调，全球化不是消灭民族特征，而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完全的闭关自守和彻底地放弃民族特色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已开始认识到这两种并存的看上去似乎矛盾的趋势，但他们对此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在争论和反驳时也常常不得要领，甚至自相矛盾，经不起认真推敲。
20世纪80和90年代以后，人类开始逐步走进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正在并且必将逐渐改变“西化”、“美国化”、“中国化”等语境，为各种文明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提供一种新的语境。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反之，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也不等于“东方化”，正如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的“西方化”或“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总之，正像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和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也绝不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任何设想中国参与全球化就会被“美国化”或“西方化”的企图和担忧，最终都将证明是短视的。
纵观“中化”与“西化”的百年之争，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其次，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在一个世纪后已经接近完成，一种全新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翻版，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它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在最大程度上包容了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相互对立的两种极端观点。最后，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正像世界文化正在走进中国文化一样。中华文化正在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普遍价值则正在被有机地整合进中国文化之中。
（作者：俞可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