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中国现代诗当走出呈现本体模糊的误区
相对于因“伪叙述”、“通感”、“转喻”、“词语偏僻化”等泛滥造成的“话说不清楚”这点“病虫害”而言，“本体模糊、枝桠茂盛”是当前现代诗面临的最大、最普遍的病灶，它让中国现代诗成为了匍匐在地的地衣植物，且这种病灶在现阶段中国诗人的写作中几乎时时处处存在（自然包括本人），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可以忍疼割爱刀到病除的“脓包”，后者却不是“医生”的手术刀可以解决的，必须在诗人自觉重复意识到“体虚”的前提下，采取“大快朵颐”的 “食疗”来固本培元方能解决。
什么是诗歌的本体？当然是诗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一首诗中的“结晶”，诗人写一首诗除了给读者一个流连忘返的审美过程，还必须呈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呼之欲出”的，是诗歌身体的“流线型”自然拱出的“尖”，这是能引发读者共鸣并获得记忆的根据。否则，仅具过程之美只能引发读者即时性的审美快感，读者看完即忘在所难免。因为“结论”部分才是作者真正立场所在，也是读者参与碰撞的着力点，诗歌就是因为“碰撞”才被人记住的；而仅仅有个“结论”，诗歌便失去了与得意忘言的小说、杂文、随笔等文体的分野，读者因为不能获得审美快感也将被迫放弃阅读。此处所言的“本体”并非仅仅柏桦先生提出的主观化、客观化写作中所对应的“主体变异”，而是针对此两种写作的“呈现本体”而言的，简而言之，无论“主体”写作、还是“客体”写作都是靠内容与形式统一体来呈现的，无论怎么变异都不是“空心”写作，都是“蛋壳”和“汁液（蛋清蛋黄）”的关系，所谓好诗就是二者比例构成亲密无间恰到好处。朦胧诗之后中国现代诗便处在一路下滑中，是诗人清晰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步被缺席的过程。假定朦胧诗的“诗歌本体”是靠“文革”这个现成的人造蛋壳硬性组装起来的，第三代在把这个蛋壳过早打破之后，并没有能力营造一个新的“蛋壳”，而是让不成形的蛋清蛋黄放任自流，结果不言而喻——“生不出孩子”！因此，现在确实该到了考虑“香火延续”的时候了。
“本体模糊、枝桠茂盛”主要以以下形式存在：
其一，形式大于内容，造成形式主义噱头
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所导致的泡沫写作，作为世界观、人生观的叙述主体被一些小趣味的“碎屑”所取代，这样诗歌的呈现过程由“面”的播撒转变为“线”形的曲流拐弯，诗歌“呈现本体”消失了，最后读者只记住了这种“体”的名字。这类似不争气的球员在技不如人前提下开始玩“斜”的，既然用脚踢不进球门，那干脆用手射门好了，这样世人的关注主体便由球转移到了“上帝之手”，在世人对“上帝之手”的争议中，他们跟着热闹了五分钟。类似废话体、梨花体等等形式主义作品均在此列。世界诗歌史几千年了，依然在沧桑中一毫米一毫米地蠕动，中国人就算比人家聪明，也不可能在“不过百岁”的前提下，突然弄出个破天荒的东西出来。
其二，写什么和怎么写混为一谈
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指认游戏，把某些特殊题材的旁逸斜出当成写作的全部，或者从异域偶然得到的一个小把戏加以无限夸大以忽悠本地人，最终达到豁人耳目骑着扫帚升天的目的。这类似于盲人摸象游戏，在其他人摸到象腹、象牙、象鼻等部位并对大象指认时，突然有人摸到了大象的生殖器和粪便，并大喊“这才是大象”，诸如下半身、垃圾派当在此列。本来这也可算是一种题材领域的新发现，可视作若干表达方式的一种，可以对应某些特殊领域完成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政治反讽体”，可以和前面那些摸象者的实践结合到一起令大象的概念更加完整。但遗憾的是他们把其当成了写作者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似乎不分什么题材都非得带上点“色”与“臭味”不可，俨然成了一切诗歌的入口。结果不言而喻，只不过弄出一些造成“屁股决定脑袋”、“屎尿屁决定思想”本末倒置的“虎头蛇尾”“狮身人面”而已。
其三，本体模糊的“新朦胧诗”
此处所言“朦胧诗”并非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其实北岛一代的“朦胧诗”概念是一些过气平庸诗人强加的概念，那一代人的写作整体还是以形象化来呈现诗意的，思想都浇铸在了一些真实可触的意象身上，内在还是饱满的，和唐诗宋词一脉承传。这种“新朦胧诗”是从后朦胧时期的学院派延续至今并发散到各种思辨体中，在70前名诗人诗中更为常见。他们看起来也在思辨，但他们的思辨过程却是个抽象和形象混合在一起的东西，而且在“抽象”和“形象”之间又加了俩字“调侃”。由于整体情感语境的缺失，等于把一首诗人为分割成了若干的“块”，需要读者在不同的语境模式下来确认其中的“某一块”有效，然后靠大约摸的“同情阅读”贯穿起来，终究还是用“似是而非”来诠释“形而上”，“本体”仍然模糊的无效的，只有一堆张牙舞爪的枝叶在充门面罢了。
这种毛病几乎在现阶段所有思辨诗歌中不同程度存在：
A,以欧阳江河、藏棣为代表的学院派为典型代表。
B,官刊重点栏目思辨式诗歌几乎全部存在这种毛病，更要命的是某些傻编辑把“朦胧”当成了“诗意”继续害人。
C，女性思辨式诗歌存在几率大于男性。目前中国除了路也的部分作品具备清晰透彻的思辨能力，其他知名、获大奖女性作品很少见到，因为“清晰”必须靠坚实的理性之核来充当龙骨，并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倾向性问题，而是思考力抵达问题，思之不足只有靠朦胧来填充，所谓跨性别写作只是一句空谈与妄想。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诗人和批评家为这种“朦胧”找到了一种自圆其说的理由，“诗歌不一定看懂，只要感觉到那种朦朦胧胧的张扬之美就可以了”。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把读者当成了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傻子，若果真如此，读者去听听那些声情并茂的疯子骂街、阴阳顿挫的麻雀吵架多好，何必去阅读一些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垃圾。也有人为其遮丑说是某些西方经典诗歌就这个样子，纯粹胡说，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西方经典诗歌？难道张铁生翻译的？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读者从来就未疏远过但丁、波德莱尔、艾略特、里尔克、拜伦、雪莱、泰戈尔们，他们写的诗中国的老百姓都看得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