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杨朝明先生部分文段以说明之：
1、由于较早的《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周史六弢》（颜师古注谓“即今之《六韬》也”）六篇后，有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所以不少学者对此书表示怀疑，认为它不过是作伪者依托太公，借重姜太公的大名而已。正因如此，关于《六韬》的作者才存有很大争论，自宋代疑古思潮肇端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学者们基本否定了《六韬》的可靠性。例如，宋代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以为是战国孙、吴之后的谋臣策士所为，“《六韬》称太公，厥伪了然”，指出《六韬》是魏晋以后谈兵之士掇拾古兵书剩余而为；张萱《疑耀》认为今之所传《六韬》和《三略》一样，都是楚汉间好事者所补；黄震《日钞》同样以《六韬》为伪书，多掇拾众兵家之语而成；清代姚鼐《读〈司马法〉〈六韬〉》也以《六韬》系“缴取兵家之说，附之太公”；崔述的《丰镐考信录》则以为是秦汉间人所伪。
2、考古资料在结束学术的纷争中往往扮演著仲裁官的角色，有关《六韜》成书的不正确的看法有的就是被新出材料所否决的。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了部分《六韬》竹简，其中残存的内容与今本的《文韬》、《武韬》、《龙韬》中的相应篇章大多相合。据推断，该墓葬的时代为西汉前期，研究者认为具体年代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即西元前一一八年。墓中随葬竹简的书写年代当然要早于墓葬的年代，竹简中并不避汉初几个皇帝的名讳，有“邦”、“恒”、“啟”、“澈”等字，看来，竹简书写的时间最晚应在西汉以前。由此，那些所谓《六韬》为汉代以后托名太公而作的种种说法便被证明是错误的。
3、无独有偶，就在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六韬》的次年，又有河北定县四○号汉墓发现了被定名為《太公》的著作。据报导，《太公》共发现篇题一三个，其中只有《治乱之要》等三篇的内容见于今传本，另有六篇见于传本，却未见篇题。此外，尚有相当一部分记有“武王问”、“太公曰”的简文，内容不明；有的句子或片段曾为初唐以前的文献所引录。“有的说出自《六韬》或《金柜》，有的又说来自《阴符》。从整理出来的残简情况看，《太公》的篇幅应当不少，佚亡的恐怕也不少，不少简上只见篇目，未见内容”。史书目录中著录的太公兵书较多，“简文究竟抄录或选录太公的哪一种或几种书，都还难于确定”，但整理者认为，“简文比今天所见到的有关太公书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广泛得多”。
4、据研究，定县汉墓的年代约在西汉五凤三年（西元前五五年），它似乎有意与临沂银雀山汉墓相呼应，从而证实了汉、魏时代伪撰太公兵书说之不确。然而，《六韬》成在汉朝以前的什么时候，人们的看法仍然有不少分歧。
5、《群书治要》卷三十一所录《武韬》云：“太公曰：‘天下有地，贤者得之；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贤者取之。’文王曰：‘善！请铸之金版。’”这条材料虽不见于今传本的《六韬》，但在用字用词上，《群书治要》本与银雀山本较为接近，银雀山残简的《虎韬》部分，今见于《群书治要》而不见于今传本。所以，《群书治要》所引的这条材料应则当视为一条内证。
要之，杨先生认为“《六韬》与姜太公的密切联系是不容抹煞的”，如此，周文王所制《周易》卦名的王道思想与姜太公的思想有密切联系也是很容易就能想到的，文王所制卦名，恐与太公之教相关。这也说明了，《周易》卦名所体现出来的王道思想，才是《周易》原始的主题思想，是周文王以名系卦传之后世的训戒。卦辞与爻辞应该是在卦名主旨的统帅下逐步增益而成的。
（作者：乾坤客 原题：《六韬》与《周易》的内在思想比较 本文由国学复兴文化论坛供稿 刊载本文只为传播信息，不代表本站认同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