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
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才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
《论语》成为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末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讲演者小传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