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