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顺民”元恶 “人子”摆脱个体卑贱的境遇
受时代限制，传统孝道自然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继而导致一个冰冷的事实：孝，根本内容成了子孙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孝文化走向极端化、专制化。君权、父权过度膨胀，继而“顺民”涌现，最终也埋下一个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层面上，孝的消极意义被放大，成为道德枷锁。
故而，到了近代，在新思潮冲击下，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孝道，成了舆论矛头所指。
这也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整个社会的活动主题就是民主科学、救亡图存。
尤其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次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国人在西学东渐风潮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乃至批判，其中自然包括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同时，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使民主、自由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清末民初，“人子”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传统孝道，被批为“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吴虞曾发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制度。他说，“孝教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鲁迅、胡适等，也强烈反对封建礼教。
而这对于“孝”，也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蜕变过程。过去的两千多年，既是“孝”被有力贯彻的过程，也是其内涵被禁锢、被扭曲的过程。在批判声潮中，孝道被注入新的诠释，开始转向“新型孝文化”。
概括而言，就是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能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
在这里，“孝”，重新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