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先生当年批判“谢晋模式”，言犹在耳，现在却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两个凡是”的模式中：凡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就必须反对(文中首先就煞有介事地梳理了一遍张艺谋的“艺术堕落史”)；凡是有情怀的电影，就不能追求票房。这纯粹是为批判而批判，罔文本事实而不顾。
在《金陵十三钗》上映前夕，朱大可先生就在媒体上发表了《“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一文，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对此片的价值观和艺术表现提出了鞭辟入里的指摘。应当说，朱先生的文字功底、理论修养和批评激情俱佳，文章是好文章。
不过，文中对影片剧情的描绘，却有毋庸置疑的硬伤。朱文写道：“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和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在片中，教堂里原来是驻留着一群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似乎不能算大学生；而那些风尘女子，其实总共有十四个(看过影片方知“十三钗”的由来)；至于容留的国军伤兵，加上后来那个跑出教堂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也就两个。基于此，实在不得不怀疑朱先生看的《金陵十三钗》是哪个版本。
在文章中，朱先生对片方在上映前炒作床戏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是靠情欲吸引眼球，对此，我完全赞同。不过朱先生又在文中提出了“发国难财”的批评，还认为“《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这我就不明白了，难道《金陵十三钗》不是商品吗？片方掏出真金白银来做一部电影，难不成是个慈善行为？朱先生在文中还以《辛德勒的名单》为标杆，反衬了《金陵十三钗》的“汗颜”——这就更加奇怪了，难道《辛德勒的名单》不追求票房？按照朱先生这个逻辑，似乎大屠杀这样的题材，就不能有票房追求。好嘛，那要么你找个慈善家心甘情愿地替你烧钱；要么就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掏钱拍电影，然后用行政力量来保证票房。
至于朱文批评影片“讨好美国观众”，这一论调更加匪夷所思。电影本来就有“讨好观众”的天然任务，中国观众需要讨好，美国观众就不是观众了？再者，借用好莱坞明星打入北美电影市场，无疑在跨国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方面做出了长足的贡献，在现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有什么形式能比影视作品更有传播力度？
学者们需要专业词汇，这我理解，所以朱先生生造了一个“情色爱国主义”的帽子，罩在了《金陵十三钗》的头上。不过，难道民族苦难的剧情就不能有情爱的展现？从影片中来看，日军的性暴力，是令人发指的集体兽行；而女主角与美国假神父的云雨，乃是真性情的爱意表达，再加上慷慨赴死的悲壮，无疑使人物更加丰富、立体，两相对比，正是折射出了对正常人性的渴慕、讴歌。
朱先生当年批判“谢晋模式”，言犹在耳，现在却发现作者自己也陷入了“两个凡是”的模式中：凡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就必须反对(文中首先就煞有介事地梳理了一遍张艺谋的“艺术堕落史”)；凡是有情怀的电影，就不能追求票房。这纯粹是为批判而批判，主题先行，罔文本事实而不顾，令人遗憾。
□图宾根木匠(北京 电影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