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民族的学术文化往往会因其所处之环境不同而在经验层面上有所不同，故而形成其特殊表现形式。然同为人类，在其理性层面则总会有其深层之同，而其同者即是有着“普世价值”的意义。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的“六艺之学”，其中必有“普世价值”意义之因素，正如作为西方学术文化之源的希腊学术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意义之因素。任何民族的学术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化，而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往往是寓于其“特殊价值”之中。既然学术文化之“普世价值”往往寓于特殊价值之中，就此意义，正如马先生所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因此，我中华民族理所当然地在自身学术文化中寻求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这并不妨碍其它民族可由自身文化中寻求其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古云：“道并行不相悖”也。故马先生说：“道一而己，因有得失，故有同异，同者得之，异者失之。《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夫何隔碍之有？克实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故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泰和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马先生的这段话有以下三层意思：第一，就全人类社会看，虽分成多种不同的民族学术文化传统，但所有不同传统的文化在根本的道理上说是一致的。全人类社会应有的根本道理是什么？马先生认为就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此“本然之善”、“性德之真”乃人性所具有，“六艺之道”就是要把此人性所具有的“本然之善”、“性德之真”开发出来，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的“天下大同”世界得以实现；第二，“道”（全人类社会的根本道理）对任何民族说都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所以是一致的，但各民族的学术文化中既有符合“道”的部分，也有不符合“道”的部分；符合“道”的可以说就掌握了全人类社会共同的根本道理，不符合“道”的则是背离了全人类社会共同的根本道理。如马先生所说：“因其心智有明有昧，故见之行事有得有失。”因此，我们考察不同民族的学术文化总可以发现其有相同的，在看到表面上有所不同之处时应注意到其深层上的相通点；第三，为什么可以说“六艺”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马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说“六艺”乃“人类之心灵”的体现，他说：“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泰和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其实一切道理本自在人心，只是待你触事而开发。朱熹说：仁者，“在天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朱子文集·仁说》第十三卷）“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地生长发育的功能，故“人道”也应效法“天”要爱护一切，这是因为“天人一体”，“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程氏遗书》）。盖“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当在实现“天”之“坱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生之意义就在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成就“天命”。故马先生说：“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智）、为仁义；开而为三则知（智）、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智）；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智）、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泰和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马一浮先生对“六艺”根本思想之系统的阐述，亦即是他思想所追求真、善、美体系的集中说明，盖一切学术文化不外是追求真、善、美的。我国学术源头之“六艺”实是夏、商、周三代之结晶，是我国生民的生活经验之积累，经过三代诸圣贤明君的提炼而形成理论体系，马先生把此体系清楚明白地概括出令人易于理解的体系，实是一大功德。虽然我国的“六艺”之道从其基本精神上说可以统摄西来学术，但同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的学说亦可有统摄其它民族学术文化的功能，如印度学术文化传统、西方学术文化传统、古波斯学术文化传统等等，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传统也要同样的尊重。为此，马先生特别要我们注意：“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泰和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处在今日全球化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因此在传承我国故有学术文化的同时，必须尊重其它民族的学术文化，必须善于吸收其它民族文化之优长，这样我们才可以和其它各民族、各国家共同创造人类所理想的“天下大同”世界。
（本文是汤一介先生为即将出版的《马一浮全集》所撰序言，本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