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批林批孔的期间，海内外的新儒家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儒家的现代意义，儒家有哪些可以汲取的好的优秀的精华，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对孔孟都有了肯定性的评价，对程朱理学也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这种对儒家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儒林外史》并不是光写范进、周进这种人，也写了很多真儒形象，庄绍光、迟衡山等是真正的儒家，对真儒的形象怎么评价？我们过去是完全否定，不敢讲这些人，儒家都被否定了，这些体现儒家思想的真儒不是也必须被否定么。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些真儒形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探求。我觉得《儒林外史》中隐括全书的王冕形象、庄绍光形象，都是按照孟子思想来塑造的。这是一个，对儒家的态度变了。
第二，民本思想。 民本，以民为本，这是传统的很重要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精华。过去我们对此一概批判，认为民本思想是虚伪的，它的客观作用是麻痹阶级意识，调和了阶级矛盾和斗争。只有压迫得越严酷，才能越激起农民起义，才能推动历史进步。按照这个逻辑，贪官比清官好，暴君比仁君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批判清官，批判海瑞。清官是麻痹阶级意识的，贪官反而能激发阶级斗争。现在对民本思想的评价已经翻了个个了，最近教育部写作组写的文章中对民本思想作了两个方面的肯定，一个是承认民本思想对抑制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对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其中无疑包含着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继承、借鉴乃至弘扬的积极内容。很明显已经把以人为本作为治国执政的理念。
《儒林外史》中处处体现着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传统文化的底色，是精华中基本的东西。
第三，仁政、礼乐。跟民本思想相联系的是仁政理想，是礼乐文化，这些在过去一概是否定的，克己复礼是要被批判的，现在都重新科学分析。《儒林外史》里王冕劝朱元璋行仁政，《儒林外史》结构的顶点是“泰伯祠大祭”，知识分子们都集中起来祭泰伯祠，那就是礼乐文明的典范，礼乐文化的理想。
第四，中庸之道。搞革命要造反就要讲阶级斗争，就像《唱支山歌给党听》唱的：“共产党，号召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这就是讲斗争啊，斗争哲学啊。曾经有个传统观念比较叫重的人听到这里一直啧啧不解，表现出非常的惊讶。那时候就是讲阶级仇恨的，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讲什么仁爱，也不讲和谐，只讲造反有理。
记得90年时候李瑞环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有一次在小范围里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一个报告里讲要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然后就有人批评他了说你这个人性论不讲阶级斗争。那该怎么讲啊，李瑞环说那我要讲关心阶级敌人以外的人，爱护阶级敌人以外的人。这都让人没法讲话了。
毛泽东有句名言说“矫枉必须过正”，文革中专门批判中庸之道的。中庸讲什么呢？庸，就是平常，保持平常心，也就是不偏激的正常心态。我后来体会到，保持平常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很冷静、很理智，才能客观。一个人很容易偏激，当他钻到某一方面时，就偏了。中，就是不偏不倚，孔子有句话说“过犹不及”，中就在这里，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尚中境界，不走极端，这实际是要求掌握好“度”。要把握好度，就要掌握好客观情况，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是“中”，然后采取的对策也是“中”，执行政策都要适度，避免矫枉过正。但是有时候矫枉过正不可避免，由于水平、经验不够或当时的客观环境，很难避免矫枉过正。但主观意识上不能说“矫枉必须过正”，特别是当我们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掌握了主动权的时候，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们有客观条件掌握好度。一“过”有时就要冤枉千百万人。过去搞文革大批判，有些人我还真是佩服得很，什么事在他们手里都能上纲上线，拔得很高。其实，任何事无限拔高、上纲上线都不是真水平，恰如其分才是真水平。现在对中庸就重新评价了，最近有些书专门研究中庸，把中庸提得非常高，不仅是对世界的正确掌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这跟研究《儒林外史》很有关系，《儒林外史》中的一号理想人物虞博士，他性格的核心就是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作者也是从中庸这个角度来揭示人的性格优缺点，来衡量人物。
第五，四书五经。过去是被视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属于扫荡之列。尊孔读经是过去鲁迅一再批判的，现在出现了“国学热”，有人把四书五经当作“永恒的经典”了，提倡读经诵经。这种提倡对否另当别论，但是我们要承认四书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其中是有精华的。四书五经并不是应该完全扫荡，完全是糟粕，其中有许多精华，一概否定那是太简单了。《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以朱熹的解读为答案标准的。现在科学的对待这些相关问题，也影响到了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第六，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潮流中，胡适于1920年首先指出，批评八股科举是《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这个说法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研究。有人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作比较，说《聊斋》知识批评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而《儒林外史》是否定了整个科举制度，所以《儒林外史》很高明。把否定科举制度彻底不彻底作为衡量《儒林外史》思想性高低的标志，就有失偏颇了。
让我们用中庸的态度，用平常的心态来看科举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科举，就是通过一定科目的考试举拔人才、充任官吏。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官人法，选拔任用官吏专重门第、身份，也就是血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不按血统门第，而按科目考试的成绩来举拔人才，这是历史的大进步：第一，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知识、学问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血统，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知识学问的地位。第二，科举考试对全社会所有等级开放，像范进那样的乡村穷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各等级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挤入上层社会，甚至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挤入统治集团。“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逻辑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在理论上承认在考试面前、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汉代实行过察举制度，由州郡根据“乡曲”的舆论来推荐。有点像文革中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这种举荐从理论上可以避免一考定终身，但是举荐需要有很好的外部条件：公正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正直的执行官吏等等。这些条件不具备，结果被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左右，结果更不公平。相比较之下，考试还是相对最合理、最公平的办法，只要做得好。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外国传教士发现后大加赞赏，十九世纪前后英国人学会了考试，后来传到其他国家。当然，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的好，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被套上僵硬的八股制艺的躯壳，成了八股科举，问题就更大了。它是为封建帝制服务的，随着封建帝制而终结，但考试这种办法本身并没有终结而继续下来，只要有考试，就必然有优胜劣汰，有侥幸有失落，有周进、范进式的心态。
这些涉及到《儒林外史》一系列问题的外部条件都在变化中，我们今天解读《儒林外史》能够跟三、四十年前一样么，我们必须思考许多问题，要重新来选择思路分析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外部条件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
下面第二个问题，解读角度的选择。
解读《儒林外史》选择什么角度？解读角度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评《儒林外史》就从反封建、反对科举制度的需要，认为《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就是反对科举制度。我们在破坏一个旧制度的时候，强调批判封建制度，从制度层面的批判就是高级的批判，所以当时从科举制度来批判是了不得的。
熟悉文化的同志都知道，文化从表层面到深层面，由表及里依次为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八股科举制度就属于制度文化层面。相对而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变化比较快，而精神文化更深入也更持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深入到人性的细微微妙之处。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方面，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类及其社会的某些恒久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和表现，对生命意趣的探索和追求，因此虽然时过境迁，政治制度变化之后，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仍然能触动人的心灵，仍然有生命力。《儒林外史》如果仅仅是反科举，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可品味的价值了。
过分强调政治，把文艺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对文艺的发展很不利。有些作家的思维感受生活的能力，不是仅仅停留在当下的政治运动和需要上，而是有更深入的追求，感受更深的人生内容，那么他写的作品就不会停留在表层。
如果不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就是利益驱动的正负效应。
唯物史观有条重要的原则：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之前，利益驱动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利益驱动的原理不能过早废止，毛泽东时代批判“物质刺激”，认为那是修正主义，他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历史已经证明，那搞得太早了，不符合我国现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是惨痛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要经过很长阶段的有剥削有阶级有等级的社会，要等到生产力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阶段才能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不需要利益驱动的共产主义社会。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四个人只有三块饼，只能有两个人一人吃一块，有两个人一人只能吃半块，这时候就需要利益驱动：谁干得好可以吃一块，谁干得差只能吃半块，这就要分出等级，需要比试。只有到了四个人有五块饼，每人都吃不了时，就不要分等级不需要利益驱动了。必须经过有等级、有竞争，才能达到消灭无等级、废止利益驱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是不是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无所作为呢？就任凭拉开距离，任凭贫富悬殊呢？不是的。现阶段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古代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不平均。现在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说不怕不均等，比如有人一个月拿一万，有人一个月拿一千，承认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怕不公正，要按照公正的程序来平等竞争，大家依法而行公平竞争，不是依仗特权不公平竞争。
现在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比以前客观多了，我也是前不久听人讨论这个，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我觉得挺有道理。我们的口号也一直在变，十六大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就是讲激励机制，激励使效率提高。有激励就有等级，就承认有差别。现在说效率和公平都很重要。
利益驱动不能废止，它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有好处，一边受伤，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也有很多明显的负面效应。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好的制度。刚才讲的推荐和考试，考试就绝对好么？不是的，也有很多弊病。推荐就绝对坏么？也不见得，如果外部条件很好的话，推荐也有相对的合理性。
利益驱动从正面来说，对人起激励作用，提高效率，发挥个人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如果没有掌握好自己，追名逐利时就容易失去心里平衡，会造成人格分裂或歪曲，造成人性的异化，就会引发种种的人格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