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谣言一个接一个出现的时候，总会俘虏一些信誓旦旦讨厌“谣言”的信众。谴责“谣言”却又信谣传谣，言行之间的矛盾绝非“叶公好龙”之类人性虚假的批评所能解释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谣言本身的复杂性。正在流布的讯息究竟是不是谣言？怎么判断是不是谣言？如果类似问题得不到解决，谣言始终是谣言，而讨厌“谣言”也只能是一种标榜而已。
吕宗力先生积十年之功，写出《汉代的谣言》一书。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其意图显然不是为了直接提供辨别谣言的宝典，但对于我们认识谣言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因为正如作者所言，“本书所要讨论的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地区、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可以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的历史必然具备鉴古知今的品格。生活在当下，空前发达的科技在给社会带来交流之便利的同时，也使得谣言愈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可是，人们对谣言是熟悉而又陌生的。作者开首即指出：“笔者在本书中将谣言定义为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主要经口头传播（当然也可以文字为载体）的言论信息，经人际沟通、集体参与和广泛传播而构建成形。至于谣言的最初版本是否无中生有，或谣言原创者（如果有的话）的动机是否故意捏造，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这个定义与我们平常所感受到的“谣言”存在明显不同，《辞海》所谓“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这一类解释都符合大众对“谣言”的理解，有无“事实根据”成了判断某一信息是否谣言的根本原则。而在作者的定义里，谣言与事实的关系变得无足轻重，谣言“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对照作者引用的希布塔尼的这段话：“谣言并非事实，只是传闻或闲言碎语。有些谣言最终可能被证实是正确的，但当其仍被视为‘谣言’时，它们是未经证实的消息。”不难发现，作者吸收了希布塔尼的认识，从而对“谣言”作出了准确而精炼的定义。这对通常的“谣言”概念所产生的冲击或许将是颠覆性的。
在作者的视野中，谣言并非单调的，通过梳理大量有关谣言的历史记录，作者揭示了汉代谣言的多种面目。《汉代的谣言》分类讨论了五种谣言，分别是“流言与讹言”、“妖言”、“谣言”、“谶言和谶谣”、“政治神话与民间传说”。作者十分注重概念的清晰度，注重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关于“流言”，作者认为：“流言是指难以追溯起源、未能证实却在公众中散布传播的言论。至于其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有无根据，应定位为污蔑、诽谤还是物议或公众舆论，当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当事人的立场、利益而定。”对于讹言，作者说：“汉代史籍中标签为‘讹言’的言论往往与‘流言’类似。只不过，流言兼指在朝廷或民间散播的言论，讹言则更多用来标签民间流传之言。”论及妖言，作者说：“与‘流言’、‘讹言’相比，‘妖言’尤令历朝统治者深恶痛绝”，原因在于妖言具有两个特性，即“不祥”和“惑众”。至于“谣言”的研究对象，是“民间流传的歌谣”，作者认为“它们也应属于中国历史上谣言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表白不禁令人对“谣言”一词的内涵产生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说到“谶言和谶谣”，作者简洁地说：“讹言、妖言可能是尚未应验的谶言，谶言则是已应验的讹言、妖言。”“谶谣是谶言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以童谣的面目出现。”在讨论“政治神话与民间传说”时，作者指出，东汉应劭批判的一些“以讹传讹的俗信观念”“是典型的谣言现象”。“至如政治神话、神君传奇，与谣言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某些谣言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世代相传，成为民间传奇或历史神话。”
在分类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汉代谣言进行了宏观的理论思考。在一系列真知灼见之中，作者对“信谣、传谣心态”的分析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力。按照传统的说法，谣言得以传播是“天惑其意”之类的神秘主义因素在发生作用，随着理性因素的介入，便可以形成所谓“谣言止于真相”、“谣言止于智者”的局面。然而，《汉代的谣言》对此提出一连串的强有力的质疑，对于“天惑其意”，作者说：“每一则成功流传的谣言，自有其特定的时空情境、主客观条件，牵涉因素极其复杂”，其中“不可不提”的因素首先是“言论信息主题对于接收群体之重要性”，要与接收群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是“言论信息内容诉求及表达方式”要具有“可接受性”，作者借鉴大众传播心理学的理论，指出“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身处的情境润饰信息，令之符合自己的期待、需求。由于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信仰的、期待发生的、可以相信的，于是就出现心理学所说的过滤性选择的认知过程”，然而言论信息“在经历多重增益、删减、润饰之后，其主要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仍然鲜明、一贯。”
对于“谣言止于真相”，作者反驳道：“一则民间流传的谣言包含的具体信息是否真实可信，能否得到证实，不是其获得特定群体认可接受的主要原因。因为谣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公众提供准确无讹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恰当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像。”对于“谣言止于智者”，作者断言：“以常情、常识、常理止息谣言，未必成功。”并睿智地指出：“‘谣言止于智者’论述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是英雄欺人之谈。在信息占有极不对称的传统社会，不少谣言的始作俑者、推波助澜者，本身就是‘智者’。运作谣言为政治斗争武器的，不少也是智者。占有信息最完整、辟谣最力的官府，则往往最热衷于隐瞒信息、收藏真相。”
看到吕宗力先生对于汉代谣言所做的众多分析、判断，读者难免感叹，“浮浪不根”的谣言，其内蕴竟然丰厚如斯！深刻的认识源自缜密的理论思考，但对学术创新更具先导作用的因素似乎是强烈而鲜明的问题意识。在讨论汉代的谶言信仰心态时，作者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仅从政治功利或荒诞迷信分析汉代的谶言信仰心态，未免简单化了。就算多则谶言是伪冒产品，但作伪之必要以及谶言在当时政治斗争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已经显示出谶言在争取当时人心理认同的特殊价值，也就是说，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广泛的谶言信仰。”不因谶言的荒诞无稽而“简单化”地忽略之，这实际上是作者对待所有谣言记录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汉代的谣言》，可能也是进行学术反思、收获多重启发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