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是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盂鼎291字的长篇铭文，内容十分丰富。铭文提到“文王受天又大命”，是反映西周“天命观”的最早实物资料。
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将国学划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数部，范围本不可谓不宽。一直以来，有人将国学当成如意乾坤袋，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大有不填满不罢休的气势，这样折腾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各方做广告。有一个笑话讲得好：某公写了几篇文章，被人捧为国学大师，他恬然接受，从不谦虚。有一回，他开讲座，主持人吹捧他是国学大师，当即遭到一位听众的质疑。于是此公急中生智，辩道：“‘大师’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称呼还不如‘老师’尊荣，我做老师都做了很多年。”大师不如老师，这是新鲜的奇谈，听众哄堂大笑。
有时，我也想换个角度看问题。在名器已毁的年代，别说“大师”早已变成注水肉，博导、教授、博士、正研究员、一级作家等等，都沦为了“排排座，吃果果”的变相产物。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就必须承认既成事实。然而名器坠地的后果够严重：江湖骗子和南郭先生拥有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已日益彰显，具有大师潜质的学者横遭打压，出头的机会愈见其少。
在中国近现代，广义的国学大师（一个时代引领学术风气、集学问之大成者）并不多，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陈寅恪、钱钟书等寥寥数人当之无愧，以梁启超、胡适等人掺入，尚且会有争议。早些年，季羡林被人尊崇为国学大师，他惴惴不安，辞绝之意溢于言表，见于文章。严谨的学者往往具备自知之明，他们绝不会兴冲冲地去坐上那把标明为“国学大师”的电椅。
那么，“国学大师”著作太少，行不行呢？能否以“述而不作”作托词呢？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师级人物确实有不少人述而不作，或作而不丰，学术界对他们的著作权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李聃只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孔丘只写过一篇《〈易〉大传》；孙武、墨翟、公孙龙、孟轲、庄周等人的雄文伟著顶多也只有数万字。一篇雄文半部书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师，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思想自由，原创容易，一克微言即可胜过万吨废话，弟子们将恩师的妙语一一记下，如《论语》之类，就足以流传千古。自汉朝以迄于今，两千多年来，则未闻述而不作仍能成为一代文化宗师和国学大师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壮游天下，观察郡国利病，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大学问家王船山豪吟“六经为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著作等身；梁启超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余万言，可谓勤者多获；陈独秀在南京牢狱中手不停挥，撰成著作多种；陈寅恪在目力衰竭的苦况下，尚且在助手的帮助下写成洋洋近百万言的《柳如是传》；钱钟书在人命危浅的年代凭借超人的记忆力草就《管锥编》……事例太多，不胜枚举。两千年来，述而不作的大师，真是闻所未闻。大师要服众，“述而不作”无论如何行不通，若想不被称为江湖妄人，只有拿出过硬的学术著作，才能塞住悠悠之口。
国学大师不可误认，最好的认证标志就是生前的口碑和盖棺后的定论。一个人若仅有大师的光环而无大师的底蕴，他被错认为大师，就算一双臭脚被捧为三寸金莲，又有多少荣光？
（作者 王开林 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