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在数千年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孺家伦理思想表现出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的重构中，孺家伦理的修身思想、礼法思想、民本思想等，对公务员的自身修养，行政理念、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框架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在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中，思想家与统治者们共同建构了一套完备而庞大的伦理规范体系，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建国后曾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封建产物加以深刻的批判，但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精华对当代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行政伦理概念探源
(一)行政与伦理的悖论
对一个国家来讲，行政就是执行政务的活动。从有人类活动以来，先后经历了统治行政、管理行政、服务行政三种模式。
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始的，他要求把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他认为，行政是一种事务性的工作，可以单独来进行研究。在这一政治行政二分的前提下，韦伯提出了等级制、非人格化、理性化的官僚制理论，力图实现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韦伯这一官僚制理论试图为行政中立作出努力，而这一理论，是伴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出现而确立的。由于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并且在“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下出现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离。事务官即是公务员，他们从事日常事务性工作，以便确保政治中立、价值中立，这样在多党竞选期间仍可以实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官僚制的弊端逐渐表现出来，它成了死板僵化的压抑人的积极性的工具，而且它并没有实现有效的管理，达到效率目标。同时，作为价值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并非完全是政治中立，在行政活动中公务员不可避免地揉人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具有自己的利益要求，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违反组织规则做出违反行政伦理的事情。
(二)伦理与道德的渊源
“道德的含义就是习俗。伦理最初表示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方，之后意义扩大到了这一群人的性格、气质以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伦理和道德二词分别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伦理和道德两个词的意思相近，经常通用，有时合为伦理道德。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历史上，伦理这两个词出现的很早。伦理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这里伦理是指道德的意思。《说文解字》对伦理的注释为:“伦，辈也，从人，仑声”，“理，治玉也，从玉，里声。这里伦是区分之意，理，有道理之意。孟子正式以“伦”来阐述人类社会的关系。他指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就指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即五伦，伦理指向一种等级次序。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里，荀子认为人们经过学习实践而达到知礼的境界，这就达到了道德境界。“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在中文里面还是在其西文的对应词里面，一般并不做很严格的区分。他们都是关于人们行为品质的善恶正邪，乃至生活方式、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
尽管伦理与道德二者常常通用，但也有些区别。“道德多指对人的行为的判断标准，它按照风俗习惯和观念直接判定正当的行为。伦理多指行为判断标准的理由，它要通过对风俗习惯和观念的检验和反省来对行为进行判断。人们可以说某人或其行为是道德的，但不能说是伦理的。对一个行政人员的行为的评述离不开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价值取向，对一项政府的政策评述也离不开合乎伦理或不合乎伦理等概念。道德是对个体内心世界的规范和调整，是属于个人层次的低级范畴，而伦理则是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和调整，是属于社会群体层次的高级范畴。
二、孺家修身思想与公务员自身修养
(一)儒家修身思想的内涵
儒家伦理思想十分注重个人修养问题，《大学》开篇即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彰显自身光明的德性，并推己及人，使得天下人都能革旧布新，振作起来，从而达到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故指出了为人之道。儒家十分关注为政者自身修养在行政中的示范作用。孔子以“正”释“政”，把统治者自身的“正”作为“政”的前提。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为政者以德行政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自己身正，端正了自己，则处理政事就自然没有什么困难了。
儒家的修身思想是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化为自觉的行动，主张修身成仁，达到内圣外王的境地，成人达己，成己为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认为“仁”德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达到这一崇高的精神境界。从消极方面讲，“仁”指不损害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方面讲，“仁”指成己成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封建统治者的道德完善被看作是启动社会风气的基础。当政治权力层率先做到仁义礼智四德，从而在道德上、伦理上完善自己时，才具备了统治别人的资格。因此，充当统治者角色的官员应具备修己治人的学问，尤其是对帝王，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德行修养任务。如果为政者以自身的德行引导、感化民众，则民众就会自然从善，反之，民众则会不满。总之，为政者自身的道德品质是其有效行政的一个先决条件，只有身修，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一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二)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公务员自身修养的借鉴作用
儒家重视为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及表率作用，对当前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首先，一个懂得“修身正己”的公务人员，在廉洁奉公方面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公务员一般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政令执行等重要使命，其一言一行对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他们身上所具有美德会产生强烈的人格感召力，可以化解民众对政府的许多不必要的猜忌与矛盾，可以获得同事及下属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可以使政府具有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活力，逐渐形成健康向上的政风。其次，一个勤于自律的公务人员，一定具有无私、公正、坦荡、磊落的品质，这些品质使得公务员在决策时能更贴近客观、更接近真理，也更靠近群众。其作出的决策，因为少有私心、少有偏见而较准确地把握了客观事实，从而将降低失误、失策带来的损失，这也就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工作的绩效。
因此，倡导儒家“修身正己”的思想，对现代公务员队伍建设中的“正己”而后“正人”的行政伦理建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