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时，笔者曾把自己寒假期间读书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整理成《读书指谬六则》，半年后发表于《光明观察》，不料这就引出了《观察》上的“书林辨误”专栏。“书林辨误”中批评的现象主要是：错误的史实、混乱的译名、粗心的校对以及文理不通的语句等。这个寒假中，照例是读书，照例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现在整理成的小文，主要包括前三种现象。当然，对错误也得具体分析，有的错，还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理解的成因；而有的错，则是错得太离谱了！这则小文的题目中仍然用了“指谬”一词，是有点不客气，无他，只是想与去年春节时整理成的《六则》的题目照应而已。任何读者都不愿自己所读的书中存在过分离谱的错误，但愿这样的希望不再是奢望！
一、错误的史实
1．“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决定采用公元纪年，直接把共和国成立的时间由民国40年10月1日改成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抛弃了历史上的年号纪年、国号纪年，采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法。”
——许善斌：《证照中国：1949~1966，共和国特殊年代的纸上历史》，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1版1次，第7页。
公元1949年明明是民国三十八年，但不知许先生怎么会把那一年当成民国四十年，而且还说得那样肯定？更不可思议的是，该书编辑竟然没有发现这一严重错误！
2．“清末时节，王国维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投水，就没有一点孤傲清绝的味道了——加上投的是未名湖而非汨罗江，就更少悲壮。”
——卫撄宁：《旗袍：不能承受之重》，《良友》第一辑《记忆的首日封》，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次，第105页。
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投水，投的不是汨罗江，但也不是未名湖，而是颐和园的昆明湖。史载：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告别清华园，来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王国维在北大、清华都工作过，但要知道，1927年时的未名湖，与北京大学是没有任何干系的。
3．“1956年4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作的全面否定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立刻传遍世界。大约作报告的第二天上午，‘世和’书记处的阿根廷书记把李一氓约到他的办公室，我作为翻译同往。阿根廷书记很神秘地告诉李一氓说，出了大事，随即拿出一张刊有‘报告’全文的西班牙文报纸，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内容扼要地讲给李一氓听。阿书记说这在西方已经传开了，报刊上全是这件事，不知是不是真的。李一氓说无风不起浪，看样子不可能是谣传。……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后，一氓同志立刻叫我们到报厅去买报纸，并且立即把载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纽约时报》寄回国内。那时我们派到西方国家的人员还很少，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估计我们即使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把信息传回国内的。”
——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次，第63~64页。
《在中西之间》是陈乐民先生最近刚出版的一部回忆录。1955~1959年，陈先生被派往设在维也纳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工作，上引这段话即是陈先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所写的一个片段。陈先生作学问一向严谨，但是不知何故，这段话中却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是在1956年2月14~25日召开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从24日晚上到25日的凌晨作的。尽管赫鲁晓夫在作这个报告时也要求代表保密，不要把报告的内容传出去，但事实上，大会结束不久，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很快就在国内外传开了。因此，陈先生说这年4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世界，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陈先生说“大约作报告的第二天上午”，“世和”书记处的阿根廷书记就拿出一张刊有“秘密报告”全文的西班牙文报纸——这却是不可能发生的——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在西方媒体上发表的时间，目前说法不一，比较权威的说法是6月4日的《纽约时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1版1次，第494页）。
此外，陈先生说“估计我们即使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把信息传回国内的”这句话，也容易给读者造误会，似乎工作在维也纳“世和”书记处的中国同志对于国内较早获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是起了较大作用的。事实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虽然没有邀请参加“二十大”的兄弟党的代表团列席，但在作报告的次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是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况且，新华社也是订有《纽约时报》的——总之，苏共“二十大”一结束，中共中央很快就获得了会议的基本情况，而且非常关注国际上的反应了。对这段历史，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所著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1版1次）和《回忆领袖和战友》（新华出版社2006年8月1版1次）等书中都有比较完整的记载。
4．“我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是我在学校图书馆书架上看见过那一长溜搂都搂不过来的酱红色牛皮封的全集著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攻读他老人家的著作，我们正忙着恨不能一天变成二十五小时去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我们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老师提出的口号是……”
——崔济哲：《给他深深鞠一躬》，《新华文摘》2007年第2期，摘自《中国作家》2006年第12期。
一般说来，说到任何著作家的“全集”时，这个“全集”都应该是完整的、成套的。作者这里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指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者这样说，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似乎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文革”前已经全部出齐了。事实是：中文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是在1985年才全部出齐的，即使不包括作为补卷的第40~50卷的前39卷，也是到1975年才出齐的；根据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1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版本、简介》，到19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总共只出版了21卷。
5．“麦克士韦与爱因斯坦还有不知道吗？巧的是麦氏的逝世之年，正是爱氏的诞生之年，也就是一八七九年。中国人中，究竟有什么大人物在那一年出生？科学界是找不到了，文学界呢，就是鲁迅吧。
“鲁迅比爱因斯坦小两岁，欧洲还有个艺术家也是一八八一年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毕加索，所以毕氏与鲁迅同龄。”
——童元方：《看云忽见山——德法的两座教堂》，《万象》第8卷第3期（2006年6月号）第134页。
这两段话，读者大概只能是越读越糊涂吧。作者在第一段说，在中国的科学界找不出与爱因斯坦同年出生的人，他在文学界找到了，就是鲁迅；但作者紧接着在第二段却说，鲁迅比爱因斯坦小两岁，是1881年诞生的——这第二段话，说的的确是事实：爱因斯坦是1879年诞生的，鲁迅是1881年诞生的——那么（在第一段中），作者为什么又要费心寻找与爱因斯坦同一年出生的中国名人，而且就找到了一个鲁迅先生呢？笔者在读这两段话时，曾经猜想，是不是第一段中把“那一年代”出生误排为“那一年出生”，但又一想，要说在爱因斯坦出生的“那一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绝不可能是一个也找不出来呀！作者为什么要玩这样的文字游戏呢？（麦克士韦，1831~1879，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电磁场理论的创立者——笔者注）
二、混乱的译名
6．现代出版社2006年9月1版1次的《我的人生很希腊》（“网络与书编辑部”编辑）是一部内容非常有意思的书。该书第二部分《理性》中有三篇介绍“希腊思想在中国”的文章，文后有这样的话：“近年来，中国和希腊相关的出版虽然还是很蓬勃，但这方面的工作问题还有不少。举个小例子：书是出得多了，但书中译名有时不统一，又不肯费力做Index（即索引——笔者注）。例如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绝世美女海伦，在近出的《奥德修纪》中被译为‘赫连妮’，就不免使人骇异。”
但是这本内容非常有意思的书中，一边在批评译名不统一的现象，一边却又犯着同样的错误。比如，第一部分第一项的内容是《40个你不可不知的希腊》，其中的第17个是“潘多拉的盒子”，但标题中的“多”字，到了正文中，一个是“多”，另一个却成了“朵”（第16页）；第18个是“斯芬克斯之谜”，第23个是“俄底浦斯情结”——关于“斯芬克斯之谜”，势必得提那个回答出了谜底的俄底浦斯，这个俄底浦斯后来弑父娶母，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由此提出了“俄底浦斯情结”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就是该书此处的第23个问题——但是，在“斯芬克斯之谜”中，“俄底浦斯”却是以“奥狄浦斯”的形式出现的（第16、17页）。
7．三联书店2007年1月1版1次的《大哲学家100——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生平及其成就简述》（英国学者彼得•金著，戴联斌、王了因译）一书，将通译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译成了“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第126页）
笔者注意到，《我的人生很希腊》一书中有许多港台作者，而《大哲学家100》的中文译稿则是由香港三联书店授权出版的——出现译名混乱的现象似乎情有可原；但是，出版社是大陆的，大陆出版社的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如果觉得直接改动稿件不大方便的话，至少应该通过注释给读者一个说明的。
三、粗心的校对
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1版1次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应该说，该书内文的校对还是很认真的，但封面舌口上的《内容简介》中，却将“中共”误排为“中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著作变成了研究“中国成立”史的著作！
9．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1版1次的窦忠如著《大匠踪迹》是一本谈建筑的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但在介绍当年天津的麦加利银行（第83~84页）时，所用的两幅图片，竟然和介绍上海麦加利银行（第8~10页）时用的图片一模一样！
10．作家出版社2006年12月1版1次的韩石山著《此事岂可对人言》是一本妙趣横生的散文集。该书扉页背面有介绍韩石山先生的一段文字，提到韩先生著有《寻访林徽因》一书，但“林徽因”的“徽”却误排为“徵”字了，真是大杀风景！此外，韩先生《自序》第二段提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自己的《纸窗》一书，但“湖南文艺出版社”却排成了“湖南文艺文艺社”。
（2007年2月22日，古城西安，大雁塔下，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
作者：王保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