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对西方哲学、科学的吸纳和会通
晚明西方文化的传入，以传教士为主体，传教士大多具有很高的西方神学和科学修养。了解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技术的明儒，是首批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中国儒者。可以说自西方文化传入之日起，一些中国儒者即开始认同、吸纳和会通西方文化。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晚明记载西方文化最早的第一手资料，是明儒在与西方传教士直接交往后产生的文字记录和译介的原始文本。他们最早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西方文化的系统形象。那么，在当时的明儒心目中，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处于中西初识时期，西方文化，通过西方传教士的口授身教和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一些明儒的笔端流露了出来，流传了下来。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著述与译作，不仅数目繁多，内容广泛，也最引人注目，反映了16-17世纪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真实认识。
利玛窦开创了在中国文化宣教的策略，他认为，“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走进去，并且依赖简捷有力的笔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里行间，透入读者的内心，较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于是，以他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与明儒合作撰写书籍，将西方文化直接传入中国。
了解明儒笔下的西方文化，李之藻所编《天学初函》这部丛书具有典型意义。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上奏“西洋天文学论十四事”，请开馆局翻译西法。崇祯二年(1629)，李之藻将近50年间所译西书选汇为一函，名《天学初函》。李之藻试图藉此对明末西学的引进作一个小结。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西学著译丛书，可谓晚明中国以中文形式记录西方文化之集大成。该书是明儒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产物，是中西文化交流初始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通过《天学初函》，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明近50年间，西方文化已形成体系引入中国。
《天学初函》分为理、器二编，说明明儒对于西方文化的分类，是以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划分的。这种分类实际上秉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形而上的《理编》中，明儒重点译介了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哲学。最早将西方学科分类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艾儒略的《西学凡》， 因此《天学初函》将《西学凡》置于理编之首。《西学凡》首次简略但却系统地把西方学科的分类介绍给中国读者，分为6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展现了西方文化的系统性。
在形而下的《器编》中，主要是具体的知识技能，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合作翻译的西方几何、数学、水利、天文等科技著作。徐光启初识利玛窦不久，就请求翻译有“裨益民用”之书，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第一本书即《几何原本》。“几何”一词，当时是首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天学初函》是明末第一部西学著译丛书，但没有将明末传教士传授和明儒笔受译介的有关西方文化书籍全部收入，例如李之藻晚年翻译的两部书：亚里士多德《寰有铨》，是西方重要的哲学著作；《名理探》是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最初译本，就没有收入。还有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翻译的《远西奇器图说》，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机械力学；王徵协助金尼阁撰写的《西儒耳目资》，是汉语拼音方案早期尝试与实践；汤若望授焦勖译的《火攻挈要》，详述了各种火器的制法等等，都没有收入。通过明儒，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包罗广泛，有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力学、光学、实验仪器、水利、测量、机械、武器、动植物等等，基本上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首次系统传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