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创新五题
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从写作的角度是：
（一）创意
诗词，是创造性的文化艺术果实。
创造是人才最基本的属性。诗人更是如此。“创作”二字，创是统帅，是灵魂。创是纲，作是目。创造就是出新，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展现个性，或立意，或章法，或语言，或意象，或哲思，探索或完成前所未有的东西。《白石道人诗说》云：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则不俗。
袁枚说：“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就是如此。
创造并不神秘，万绿丛中一点红是创造，万丛中一点绿也是创造，人无我有是创造，人有我新也是创造，超越别人是创造，超越自我更是创造。“要教读者眼前亮，自己先须亮起来”。就诗词而言，奇词丽句是创造，用平白之语表达深邃的思想和意境更是创造。“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伟大诗人李白所重、所行的正是“清发”二字。杜甫说“白也诗无敌，飘然逸不群”，“无敌”者在于“不群”也。
当然，人们一般在创造之前都有一个模仿的过程。而近现代人普遍的问题是积累过多过久，而创造开始太晚。
作为当代诗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刘征的诗词总是充满创意的。他自创词牌《蜂儿闹》，描绘蜜蜂“辛勤最是君行早，为酿生活好。万口杭育，声超丝竹，哑了千山鸟”的浩大声势。
诗人刘章的《山行》：
秋日寻诗去，山深石径斜，独行无向导，一路问黄花。
清代施润章也有一首《山行》诗：
野寺分晴树，山亭过晚霞，春深无客到，一路落松花。
相比之下，刘章是独行寻诗，只有黄花指路。是另辟蹊径，深化了主题，美化了景物，融合了自我，这就是创造和超越。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诗词与生活消费品迥然不同的是：后者需要大路货而前者只需精品。大千世界，诗家以百万计，诗篇以千万计。社会需要和能够流传的不在数量而是质量。精品源于创造，创造是诗词之魂，创意，诗之帅也。正所谓：“姹紫嫣红等闲看，奇思创意是诗魂。”
（二）浪漫
浪漫，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属性，更是诗的本征。将生活艺术化，就必须借助于想象和夸张等手段，只要起意为诗，浪漫就在其中了。如《鹳雀楼》中：“黄河入海流”，诗写得出，摄影绘画都难以作为。
传统评论以唐宋风格迥异，又以豪放、婉约分流李杜苏辛白石易安之辈。现代评论家把作家诗人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类，都是偏颇。其实，凡大家都是现实、浪漫兼有，豪放婉约相济。例如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青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通篇都是在想象，是所见的古人描写妻子形态的最直描的唯美的诗句，充满浪漫和柔情。
（三）环境
有一句话叫作“愤怒出诗人”，或者是逆境出诗人。司马迁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苏东坡也遭受过“乌台诗案”，清朝学者赵翼“题元遗山集”的七律写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是元朝大诗人的元好问的成就和他颠沛流离、身多不幸有关。后人多有引用，甚至还将“国家不幸诗家幸”视为经典和规律性总结。
的确，诗人的丰富阅历尤其是逆境和苦难，能使之深刻了解社会人生，生发出深沉的思考和强烈的表现欲望。表现为作品的广深、沉郁丰富多姿。然而，苦难和逆境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苦难有用处、有价值，但显然不应是愈苦难愈好。如果屈原、杜甫一类文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连读书识字都无机会，他们有可能写出名垂千古的诗篇吗？曹雪芹逆境中完成《红楼梦》鸿篇巨制，虽然艰苦，毕竟有西山茅屋可居，有粥可食，有文房四宝可用。实际上，百姓最悲惨、艰窘的生活状况，不是身处其境的农民妇女写出的；最动人心魄的爱情悲剧，也不是出自梁山伯祝英台杨贵妃白蛇们的手笔，而是像白居易、洪昇这样的写家。白居易没有卖过炭，却可以发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感叹。就白居易的人生际遇而言，虽受过贬斥和曲折，终其一生还是比较顺利和得意的。其他富贵顺境的文人也有过相当精彩的作品。苦难，不是成就文化诗词的唯一条件而只是相对的。逆境出诗人和“国家不幸诗家兴”只是一种现象不是铁定的规律。
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实现文化繁荣，可以激发豪情，唱出时代强音。同时，社会毕竟还有负面因素，个体毕竟还有悲欢离合，人人可得而抒发胸臆，唱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总不能为了“逆境”，人为地制造不幸和苦难吧！
因此，对于文人诗家，不是要其陷入痛苦，而是要其对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与社会同脉搏，与大众共心声，如此，才能够写出好作品来。我对青年诗人的希望是：“人生际遇好，社会感悟深”。如做到，则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