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的中国，仿佛进入一个道德社会，善人善事层出不穷。比如，青州就出了一个大孝子。此人名叫赵宣，父母死后，他在父母墓隧中守丧，3年不够，一守就是20多年。事迹传出，连当时的大名士、新上任的太守陈蕃都慕名前来拜访。没想到一聊起来却发现，这个赵宣居然在“守丧”期间接连生下了 5个孩子。陈蕃大怒，斥其“诳时惑众，诬污鬼神”，当场将其拿下治罪，赵宣守墓也成为天下笑谈。
饰伪求名者代代皆有，但像当时那样将行善事、做善人当作一种“风尚”的却堪称唯一。难道是那时候的人们境界尤其之高吗？当然不是。这就不能不说到两汉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了。汉代标榜以孝立国，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道德教化为主旨的儒家学说迅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汉代在选人用人上实行的是察举制，这项制度始终高举一面旗帜，即德行为先、孝悌最重。也就是说，要想当官，首先必须道德好、品行高。在这个背景下，德行自然也就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追逐品。
重视德行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好事未必容易办好。由于德行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在当时只好将德行与时评联系起来，即默认名声响著，则德行自高。这或许就是“月旦评”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又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重德轻能。由于过分偏重德行，导致才能因素逐渐被忽视。这在国家动荡、需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非常时期尤为致命。有感于此，东汉末期，曹操先后颁布《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法令，其主导思想就是“唯才是举”，甚至干脆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亦当举为所用。二是饰伪求名。许多人为求官入仕，挖空心思作秀成名，甚至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比如前述赵宣。东汉桓灵之际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表明在大面积作假的情况下，以道德为导向的察举制实际上已经不能起到选贤任能的功能了。
中国人历来重视德，不说汉代，更早的时候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将道德放在最高位置。而距汉代千百年之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在总结三家分晋、智伯之亡教训时，也提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德与才的著名议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同样，历代有识之士也都将“德”放在了选人识人的重要位置。比如，成书于战国、托言姜子牙所作的《六韬》就提出“八征”法：“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详，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此外，《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诸葛亮《心书》的识人七法，刘劭《人物志》的“八观”、“五视”、“七谬”，其中诸如“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等，也都包含了古人在考德上的诸多探索。
然而，不能不说，细较起来，上面这些“考德”的方法说起来好听，实行起来却相当麻烦和困难，有的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颔首微笑不可付之操作。这恐怕也是东汉中后期高倡道德反而出现伪道德大行于世的重要原因，是曹操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却干脆将德置于一边的缘故——他可能也确实没有什么考德的好招数！毕竟，德这个东西较起真来，真是太玄太虚了。特别是，看一个人的德，既要看大是大非，也要看小事小节，甚至要综合其一生才能盖棺论定。无怪乎白居易曾感叹，“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甚至还可以说，后来的科举制取代察举制作为选人用人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也是回避了考德这个难题。毕竟考试只能考才，德是无法通过考试来体现的。尽管古人对于科举制也存在诸多争议，但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即考什么、如何考，而并非要不要考试本身。因此又可以说，自从科举制之后，尽管人们口头上仍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已经把考德排除在选人的操作范畴之外了。
总之，古人对于官员考德的探索既给了我们借鉴，更提醒我们，考德自古是个难题。考哪些德？怎么考？对德的严格要求与不求全责备之间如何把握？为何《论语》里尚且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何解释古人曾说的“不以一眚掩大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全方位考察官员的德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私德的不和谐是否必然意味着“官德”的不完整？如何防止在考德的旗号下出现公权对私权的越位？如此等等，都是令人大伤脑筋的事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往往是复杂的，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官员往往是在掌握了权力之后才腐化变质的，不能因为后来出了问题就怪当初没有把德考好——考德固然不错，但并非所有问题特别是治贪治吏是归结于德就能解决的，一个德字也难以承受如此重的期盼。如果说考德的出发点是选出一个“好人”，那么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则是防止人“变坏”，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实现官员面对诱惑不愿为、不敢为、不能为的理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