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中华文化王冠上的明珠，是中华文化最具光彩和魅力的篇章，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的基因（DNA）。
从传说尧时代的“卿云”发端，经过《诗经》、楚辞、汉魏古诗，以至唐诗宋词元曲，诗词绵延两千多年，一路走来，一路变化，一路创新，虽有曲折，但从来没有消亡和停滞。在中华民族和社会复兴的今天，中华诗词出现了复兴和繁荣的趋势。成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诗词当随时代
“笔墨当随时代”，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有无生命力和能否为大众接受，在于能否反映时代生活。诗词亦当如此。
早在1955年台湾诗人节，于右任老先生就说，诗词应当“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如此“革命”的提法，曾经使我们某些文艺评论家惊愕。其实，诗词与时代相随、与大众相连，是一切开明的前瞻的文化工作者和诗人的共识和追求。一部文学史或诗词史，实际上也是在时代不断演进中适应时代的历史。
我们看到，在世纪交接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诗词，经历复苏，走向复兴和初见繁荣，展现出空前活力和时代精神。
说诗词初见繁荣，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春潮初起，波澜壮阔；二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三是完全可以反映时代生活。
在创作题材和内容方面，国际国内大事，社会生活，个人经历，艰苦磨难，日常情趣，旅游咏物，田园风光，哲思感悟，朋友酬答，内心独白，相思爱情……纷纷入诗，各具风采。
近年来，每逢大事、节庆、纪念日都有大批诗作产生。在纪念香港回归诗词大赛中，贺苏老人的“七月珠还日，百年雪耻时。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短短二十字，形象，深沉，道出了一位爱国老人的心声。建党九十周年，一则《天净沙·航船》是这样写的：
乌云密布江南，嘉兴湖上风帆，尽处青山辽远。
心中有岸，管他多少礁滩！
马凯同志在陪同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的抗震工作中，写出诗歌数十首。其中：“惊天地，泣鬼神，五州叹，四海钦。多难兴邦缘何在，临危万众共一心。顶天立地何为本，日月同辉大写人”的诗句，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令狐安的《维权曲》是这样写的：
权柄握在手，方知执政难。建国近甲子，教训万万千。多少官僚变，重蹈旧权奸。狐鼠横行处，敛财不避嫌。沉湎钱与位，早忘甲申年。
作为纪律检察方面的领导干部，深刻思考，大胆鞭斥，诗见情怀，难能可贵。
还有，大批反映农民和基层的诗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吕子房的《浪淘沙·巴山背哥》写道：
小子走巴山，踏遍渝川。背星背月背朝天。呵嗬一声忙拄地，仰首岩悬。
日夜顶风寒，脚破鞋穿。为儿为母为家园。苦命二哥背不尽，背起人间。
写小人物的环境艰窘和拼命生活，画面生动，跃然纸上，一呼一叹，动人心魄。
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红豆大奖赛一首获奖诗“南国春风路几千，骊歌声里柳含烟。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形象、概括、洗练，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为人所公认的佳句。
古代社会不可能涉足的失恋题材，在女青年吴菲笔下别有韵味，其《清平乐·失恋之后》是这样写的：
晓风吹送，回首些些痛。燕婉深盟终底用？不过槐安旧梦。城郊紫陌荒寒，因缘世界三千。扫取颓枝怨叶，烧成一个春天！
尤其是下半阙和结句，颇有新诗的意像和风格，且又是诗词的形式。其爱情观及其大胆表述，充满时代气息。
再如李申一首《送儿出国》题材的五绝，更道出天下父母的心声：“叮咛千百遍，默默理征衣。天下爹娘愿，盼飞还盼归”……等等。
重要的是，诗人们没有放下批判谕讽的传统武器。
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任何昌明的社会，有光明也有黑暗、昏暗或不平。只有揭露、批评、消除阴暗因素，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前进。
咏史怀古题材也老树新花，多有收获。李树喜在其七律《苏武事迹》写道：
持节匈奴两鬓稀，兄亡弟殁各无知。李陵规劝先啼泪，卫律威逼徒费辞。
水草丰盛大泽畔，胡妻柔顺洽欢时。子卿北地寻余脉，通国还朝擎汉旗。
这首七律，实际是追本穷源，矫正偏见，重描了苏武的史实：虽则不幸，亦非身处绝境；虽有刚毅，亦有柔情。苏武流放地贝加尔湖一带水草丰美，后期经常得到美酒等生活用品的馈赠；苏武与胡妇成婚生子，其子在苏武年迈时召回汉室为郎……匈奴亦非青面獠牙，汉庭多有处置失当——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多面体。
此外，关于哲思和感悟心路历程的诗句，也时见光芒，如李申的偶得句：
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复复山。
情绪浓浓淡淡酒，收成雨雨风风年。
宋晓梧的佛魔：
魔为偏执佛，佛是端正魔。
细数千秋史，佛魔一纸隔！
哲思，彻悟，于平白之间。
总之，孔夫子说的“兴观群怨”的功能于当代诗词都有表现，且更见广泛、深刻。由此表现了中华诗词的深伟的蕴力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