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拍竣，之前他的《一地鸡毛》、《手机》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在大多数人眼里，作家不赚钱，而编剧很赚钱。说到作家的生存状态，刘震云答：“我是手艺人，靠码字赚钱。有钱人是用钱来赚钱，更有钱的人是用你的钱来赚钱。”
近年来，不断有作家自称“手艺人”，也有嘲弄者称作家堕落为“手艺人”。就前者来说，除了刘震云自称“我是手艺人”之外，至少还有毕淑敏的说法，“和年轻作家比我是个老手艺人”，北岛则说“作家是手艺人，但也是知识分子，这一双重身份是写作的动力。”看得出来，其中不乏自嘲的成分，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归原，是把作家自身从我们仰望的天空重新拉回大地。但就后者来说，除了嘲弄，简直成了对作家的奚落，王彬彬先生就明确指出，“中国作家沦为手艺人”，而更多的奚落则存在于普通人士的笑谈和诟病中，网络上并不少见。
那么，作家到底是怎样的手艺人呢？成为“手艺人”是作家的成功还是无奈呢？或者说，作家本身就是应该成为“手艺人”呢？对这样的话题我们当然可以漫无边际地谈下去，但对作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大问题。
正如刘震云所说，“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只是‘知道分子’，有知识，没见识。一写到劳动大众，就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百来年没变过……”尤其是他把“赶马车的舅舅”、“木匠舅舅”当做知识分子的时候，在笔者看来，反思开始了，自我解剖也开始了，只是，这样的自我反思能走多远呢？这能引起整个作家群体的自我反思和解剖吗？
一个可以明显感知的社会精神背景是，作为一个群体，作家正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演大撤退，或者说，作家日益与我们变得陌生，日益失去我们应有的尊重和景仰。这对作家群体来说是一种尴尬和冷嘲，但对一个社会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更严重、更让人充满忧虑的尴尬和冷嘲吗？
当代法国思想家莫兰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界的成员，但知识界的成员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能化简为一个社会职业阶层，因为他们对于社会和人类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作家群体来说，尤其适用这样的判断。因此，当刘震云先生把“赶马车的舅舅”、“木匠舅舅”当做知识分子时，笔者体会到的隐喻是，多数作家已经不配拥有“知识分子”的称呼，乃至已经被驱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列。由此，作家所拥有的写作技巧就仅仅是“手艺”，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迎合，或是为了取媚。当然，这似乎成了作家“告别”的符号，告别“知识分子”的苍白演出。
当下，当知识分子倒退为“手艺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所必须恪守的伦理信念却不甚明确，对自身所肩负的社会期待也推诿再三。常识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力的因子，是整个世俗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者，是社会的精神标杆。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员，是在社会庞大肌体中的一种微量元素，维系社会发展的大脑、心脏和整个肌体的运行。但是，当作家不是被商业化俘虏，就是进行自我阉割，甚至把个体利益追求当成了唯一的行动准则时，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另一方面也完全背离了知识分子的立场。由此，作家和知识分子显然“水火不容”而非我们期待中的“合二为一”，这怎能不让我们失望呢？
作家是怎样的“手艺人”？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吗？（朱四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