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笔者常常到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去出席会议或讲学。总的感受是，那些地区或国家的民间社会的空间比较大，生活中，传统文化、礼俗的传承比我们好。今天，我国内地的民间生活更加多元化了。企业、媒体、社群、宗教团体中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包括本土文化资源。我们今天的文明，需要更多借鉴古代的文明。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当然包括传统文化的各方面，例如包括从古代到近代的蒙童之学、语言、文字、天文、地学、农学、医学、数学等，也包括歌舞、戏剧、书法等。国学中包含有大量的社会、民俗、制度、生活世界的内涵，同时又是中华人文精神之根，是我们民族的终极信念的所在，是安身立命之本。“国学”是开放的，包含了历代消化了的外来文化。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实际上，国学具有草根性，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我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与我当工人时到两湖、江浙一些工厂培训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绝大多数是平民，我的大中小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的东西，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与人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例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和《四书》的一些内容。
但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等等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出现一些丑恶的现象，就会把账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我觉得我们要把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大大地弘扬出来。我不认为这是高头讲章。比方说，人民中，其实有很多相互关爱的品格与事例，我们要把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留存的仁爱忠信的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我小的时候，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也是在家里非常艰难的时候，节衣缩食，对邻居与逃荒讨饭的灾民予以接济。我觉得仁爱不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而且是在民间有根源的活的东西。
国学的再发现，并不是复古，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价值观念能更多地渗透到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国学之一的儒家思想与制度也可以参与当代的制度安排与秩序设计中，例如“礼”之中就有不少可以转化。儒家思想可以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对话。比方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有关公平与社会公正，正是儒家的强项。又比方说，年轻人讲自由，其实，不管是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等层面的自由，伯林讲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儒家的论说中都十分丰富，值得发掘。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能不建立在德性伦理之上。我们的家庭伦理、社群伦理、工作伦理、企业伦理的建设，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资源。在生态伦理、文明对话、国家间与族群间的交往伦理方面，国学资源都大有可为。我们有责任做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就自由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必须具有的道德勇气、担当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和传统诸家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的道德主体为政法主体预定了位子。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这值得我们警醒。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守旧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
作者：郭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