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纯文学的不看网络文学，搞网络文学的不看纯文学，有人认为自己是体制外，于是那些所谓“体制内”的作家对他来说就根本不存在；编文学期刊的人和编报纸读书版的人对文学的了解起码有百分之五十互不交集；市场上卖得好的书而评论家们却常常一无所知……
不久前，我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评选，在和各民族专家的讨论中，我忽然意识到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其实一直是有重要缺失的。比如，蒙古族的朋友谈起阿尔泰，一位用蒙古语创作的大诗人，他的照片挂在牧民的蒙古包里，即使在蒙古国，他也是广受尊敬的诗人；维吾尔族的朋友谈起亚生江·沙地克的《诸王传》，这是一部维吾尔文的六卷本小说，在新疆各民族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从不敢说我充分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为此，我愿意再举一个例子，最近邵燕君教授向我推荐了两部网络小说：《间客》和《庆余年》，作为一个算得上资深的文学编辑，我一边读一边忍不住想跳出来给他们做编辑，让他们严谨一些精炼一些。但同时，我也得承认，我被吸引住了。这些小说中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些创造性因素，这些新变化在我以往的视角中是看不到想不到的。
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自己的视角，但有视角就一定有盲区。同时，我们都严重地受制于自身的视角，它使我们只看到什么而看不到另外一些什么。就中国文学来说，我作为局内人是这样，海外的朋友可能更是这样。在今年的书虫文学节上，有外国朋友谈到，他们特别关注中国文学中的性政治，对此我有何看法？我说，当然这件事是重要的，但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一件事，中国如此复杂和丰盛的生活不是性政治所能涵盖，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要紧的事需要关注和应对。
如何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这在根本上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生活的复杂性。全球化体系呈现着强化着一些东西，也遮蔽着一些东西。比如，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忙碌的都市，我们随时都会接触到大量的全球化文化符号，我们会特别关注大街上那些时尚的年轻人的自我表达；但是，我们可能忘了，除了穿耐克鞋、用iPhone4S的年轻人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制造耐克鞋，在代工生产iPhone的工厂里劳作，这些年轻人中也有写作者。可是，我们谈论“80后”、“90后”的时候似乎很少谈到他们。他们是全球化体系的真正基础，但在全球化的文化表达中却被忽略不计。
这几年我在有海外朋友的场合多次推荐像郑小琼这样的诗人、王十月这样的小说家、塞壬这样的散文家，但似乎没什么效果，在我的“推荐史”上特别不成功。
看起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视角问题，视角不仅决定着我们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实际上还决定着我们不打算看见什么。
视角的局限是客观的，比如我不懂少数民族文字，我也没时间看那么多书；但这种局限更多的是自我纵容的结果——我们享受这种局限，在这种局限所依据的成见和偏见中确立起某种安全感优越感。搞纯文学的不看网络文学，搞网络文学的不看纯文学，有人认为自己是体制外，于是那些所谓“体制内”的作家对他来说就根本不存在；编文学期刊的人和编报纸读书版的人对文学的了解起码有百分之五十互不交集；市场上卖得好的书而评论家们却常常一无所知，等等。并且我们都是从这样的局限中充分自信地对中国文学做出种种大胆的全称判断。我有时读着这种文章，感兴趣的不是他批判什么，而是看他如何在批判中暴露自己简陋的局限。
夏虫不可语冰，局限永远不会消除。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对局限的自我意识，需要一点对成见和偏见的自我警觉。汉语中有一个词叫“花岗岩脑袋”，说的就是，固守一己之见，完全不接纳世界的丰富经验。文学之存在，就是为了使我们的脑袋不致硬化成花岗岩，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可能常常是顶着坚固的花岗岩脑袋在谈论文学。（李敬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