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通过现场观察和研究初步认为，这些古墓的土层太浅，不符合汉代或唐、宋、元等时期古墓的埋藏规律，而这些古窑遗址穿插其中，年代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从形制等方面看，应该晚于汉代，那么烧窑需要大量的土，是不是古墓上面的土层被取走烧窑了呢？这样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区域自明代初期开始形成村落，而这些古墓并没有遭到破坏，说明当时人们是在古墓之上的土层建村盖屋的，之后历代相传。而这些古窑址又应早于明代，从出土的陶瓷碎片分析，大概是宋、元时期的，主要烧制陶器，所以可以初步推断古窑就近取土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古窑遗址，李铭认为还有更大的研究价值，那就是这种窑一般都和城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陶器主要是供给城镇居民使用的，这也就说明在汉代济南地区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镇。而这正是此次考古发掘最为重要、最需要深入研究的一点。
出土文物揭示多个朝代生活习俗；随着发掘深入，可能会有年代更早的文物出现；之前一些媒体的不确报道，不是考古人员下的结论
在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记者见到了魏家庄片区出土的部分文物：10多个汉代和宋元时期的陶罐、1件铁釜、1个铁鼎、4个青铜镜、1枚1.5厘米见方的铜印章、100余枚汉代五铢钱和宋元时期的通宝钱、两件宋代陶瓷枕、一把锈蚀严重的铁剑等。
就这些出土文物，李铭根据初步研究，一一向记者做了介绍。他认为，在所有文物中，最重要的是那枚铜印章。这枚印章顶部为桥形钮，印文共4个字，其中后面两字为“之印”，前面两个字还没有解读出来。李铭说，这样的汉代铜制印章在济南地区出土的非常少，而在济南市中心区出土还是第一次。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前面两个字是什么，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是官名，但不管怎样，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墓的主人是谁，以及其身份、地位。这种带有文字的文物是判断古墓葬最为直接、最有价值的证物。
这次发掘的文物有几件以前在济南地区很少出土，除了上面说的铜印章，还有两件宋代陶瓷枕。两件陶瓷枕中完整的一件为白釉印花枕，长约20厘米，高10厘米，宽11厘米，两个枕面一侧还有一抹绿色，十分鲜艳。李铭说，这件白釉印花枕所用胎土为高岭土，文饰清晰，线条流畅，品相完好，可以说是济南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最精美的，也体现出宋代人的审美情趣。另一件为三彩狮子牡丹纹枕，出土时残破，现经整修，基本复原了整体面貌。这件陶瓷枕的枕面上刻印的是牡丹纹饰，牡丹为红色，周围有绿色叶子，显得很是艳丽。枕身主要的一面为一只堆塑的狮子，形态逼真，富有活力。李铭指着狮子牡丹纹枕对记者说：“这是一件宋代的三彩器，别看有点残，但价值比白釉印花枕还要高，因为像这样做工精美、色彩保存基本完好的三彩陶瓷枕少有出土。而且这件枕可能是淄博窑的作品，也就是咱们山东自己的窑烧制的，虽然不是著名窑口的产品，但对于山东考古来说具有更高的价值。这样的陶瓷枕在济南地区出土是非常少见的。”
这次出土的几件铁器也引起了李铭的兴趣。他告诉记者，别小看了这些铁器，在汉代，这样的铁器属于高档品，不是一般人能用的，更不是一般人能享受这样的陪葬品的。这次出土的铁器最重要的有3件。第一件是一柄铁剑，已经断裂为5截，经拼接后测量，其长大约1.15米。虽然剑体锈蚀严重，但依然能看出质地优良，制作讲究。剑柄的造型还基本清晰，剑箍为青铜制作。从这柄剑上，我们可以推断很多当时的情况，如剑长1.15米，比现在一般的剑要长，这就说明使用这柄剑的人身材比较高大；根据剑的形制，可初步认定是济南当地制作，如果通过科技手段研究出剑的铁质及其他合金含量，这对研究汉代时期济南地区的冶炼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说铁鼎和铁釜，它们都是汉代时期的生活用具。其中，铁鼎为双耳三足折腹鼎，形状很好。虽然现在看锈蚀严重，但在当时不是一般人家能够使用的，不是官员，至少也是大户人家，所以这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陪葬习俗都有重要价值。
对于出土量最大的铜钱，李铭说：“这些铜钱看起来不起眼，其实非常重要。这对墓葬的年代有着直接的确证作用。我们通过对这些铜钱和其他各类文物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可以确定这片墓葬的准确上限时间和下限时间。这是一个严肃、严谨和科学的考古研究过程，并不像之前一些媒体所报道的，称这个墓是东汉的，那个墓是宋代的，那些话并不是我们考古专业人员说的，因为不经过后期的细致研究，谁也不能轻易下定论。我们现在已经发掘出的古墓上到西汉、下到元代都有，但具体哪座墓为哪个年代还要具体研究。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可能还会有年代更早的东西出现。”
魏家庄考古发掘对研究济南城的沿革有重要意义；古窑遗址与济南城关系密切，古窑聚集在如此狭小的区域，有力说明了当时的济南城就在不远，而且已经形成规模
就在记者将要发稿时，考古工地又传来消息，在8月9日最新发掘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几件重量级文物：1件铜薰炉、1件铁鼎和5个陶罐，另外在腐烂的棺木下面还发现铺有一层汉代五铢钱，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铜薰炉。铜薰炉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薰炉，镂空，有花纹；下为一圆形铜盘，直径大约有30厘米，薰炉与铜盘可以对插，连接后成为完整的铜薰炉，高度约为20厘米。
李铭说，这样的铜薰炉在济南地区属首发现，属于十分珍贵的汉代文物，也由此可以判断墓室主人身份不低。可能是高级别的官员，至少也是大户。他说，这件铜薰炉如果是汉代时较为流行的博山炉，价值就更高了。因为在两汉时期，博山炉盛行于宫廷和贵族生活中，因此可以据此断定这个墓室主人的身份等级。还有铁鼎和陶罐，在汉代也不是普通人家能用来陪葬的，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墓室主人的身份。而且，根据出土文物综合判断，这座古墓应该是西汉晚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