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胡先骕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尝试集》提出批评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客观公正。但《尝试集》的文学价值不高，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胡适自己也承认，《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第二编的诗，虽然语言形式作了点创新，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也正因为如此，当20年代初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集出版后，胡适的《尝试集》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如果说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使胡适“暴得大名”并成为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出版则初步奠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是胡适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译成中文时取名《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扩改写而成，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再版七次，其影响之大，实属空前。原因就在于：作为第一部用西方的学术观念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突破了旧学者不敢质疑的经学范畴，把原来只供人们顶礼膜拜、不敢非议的尧、舜、汤、文、武、周公等“圣贤”撇在一边，而从老子、孔子开讲，把历来被人们认为不能议论的“至圣先师”——孔子和老、墨、荀子等其他哲学家相提并论，正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30年代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