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放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以前的“富二代”与当下的“富二代”没啥两样,无非是些坐享其成或胸无大志之类。不过细读一些史料,才感觉过去的“富二代”中还真有不少抱负远大之人,如清末民初的一些“富二代”,他们视金钱如粪土,不少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或投身革命,或去追求崇高的理想。记忆中,彭湃、殷夫、赵一曼、毛泽东、周恩来、吴焕先、刘格平、向警予、艾青、罗广斌、林觉民、叶剑英等等,都是富裕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中共早期的很多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们最终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因为他们信仰公平和正义,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革命先驱彭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人出身工商地主家庭,却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被家人骂为“逆子”。他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他“败家”,亲兄弟们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手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在那样一个昏暗的年代,彭湃就有如此气魄和胸怀,难怪日后他成为农民的杰出领袖,即使被捕后也依旧怀着这样的信念慷慨赴死。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同样令人震撼,黄花岗烈士中多是“富二代”。那么多“富二代”都投身革命,一方面证明清朝统治已丧失人心,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年轻“富二代”的远见卓识,还可窥见有追求的“富二代”在当时绝非凤毛麟角。他们飞蛾扑火般的决绝、选择革命和敢于赴死的勇气,就是当时黑暗中国的火种。回望辛亥,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强邻虎视,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与日俱增。凡有志之士,无不主张推翻专制腐败的政权,革除暴政,通过民主共和拯救中国。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及海外留学生在黄兴的带领下强取两广总督署,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革命失败。事后革命党人潘达微冒险收殓烈士遗骸72具,并将其葬于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死难者,数倍于此)。据史料载,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其中9人是留日学生。这些19世纪的年轻海归,均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为民族的自由和复兴,放弃锦衣玉食,割舍万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响苦难深重、满目疮痍的中国之黎明钟声!
黄花岗烈士中的留日学生林觉民当年才24岁,他以“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的气魄,气宇轩昂地以死报国。还有年仅25岁的“富二代”海归方声洞,他起义前留言给父亲和妻子:“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还有曾谋刺摄政王、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的“炸弹大王”、年仅24岁的喻培伦……
“富二代”大体分两类,一类子承父业、兴家富族,或坐享其成,或庸碌一生,人生如行尸走肉者也不稀奇；另一类不甘寂寞和沉沦,以信仰和理想为导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不能强求“富二代”都先知先觉,或都那么高尚,但无论什么年代,有崇高理想和追求之人更能活出人的尊严和精彩。而庸碌无为的有钱人,不管他们是富几代,都无法与有理想和信念的富几代相媲美。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有一句话很流行:“先辈们出国带回的是救国良药,而今人出国带回的是彩电和冰箱。”到了21世纪,无论出国之人带回的是“洋奶粉”还是“马桶盖”,似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要有点家国情怀,有一点崇高的追求,别总想着自己的那点私利。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可民族复兴的大业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些“富二代”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成为他们自愿选择的人生归宿。他们这样做,自然少不了他们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不时仰望他们,不仅让当下之人总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个“小”,还可以时刻警示我们,一定要学会区分善恶,千万不要忘记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而什么又是不应该做的,哪怕自己再富有。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