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第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问世后，再也没有卷中、卷下了，也就是说他只写了先秦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只占中国哲学史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写到明清，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以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所谓解构，建立起符合西方学术观念的中国哲学史，用他在该书中的话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是以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新诠释，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他曾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的。”而进入30年代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接着”中国的“哲学史讲”更有利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树立。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因此，三四十年代后，真正走进西方大学课堂的不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读的不是胡适的书，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许也是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