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也算英雄，是另类英雄。
其英雄本质主要体现于对下属、对朋友、对弟兄们的人文关怀上。
你看，李逵下山，他千叮咛万嘱咐，别惹事生非，尽快把老人接来共同尽孝。为稳妥，扣下板斧，要他戒酒，还派朱贵暗中跟随他以保安全，为朋友想的非常细致。又如对王英，知道这位兄弟好色，也知道杀了刘高夫人他心里难受，就当面承诺给他找个更好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决不仅是说说拉倒，而是真做。最终亲自做媒，把扈三娘嫁给王英，还认她做了干妹妹。应该说，宋江做这种人文关怀的事，已经成为他为人处世的美好习惯。
更重要的是，他的关怀不仅仅只体现在平日这些生活细节，而是集中体现于对人的终极关怀上。
我们知道，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时，负责管理文案工作。因此他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挡案。他不仅希望自己、同时也希望下属、朋友、弟兄们的挡案是清白的，没有污点的。政治上不犯错误，都属于“红五类”，没有“黑五类”。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正式在册的国家干部，吃皇粮的公务员，被现政府认定的国家良民。即便是晁盖的骨灰盒，他也不愿意停放在梁山，而是希望停放在八宝山。总之，宋江希望弟兄们都有个好的结局。所谓好的结局，在他眼里就是被官方认可，被当局承认。这虽然在认识上有局限性，但我们说话看事不能昧良心，凭良心说，从关心人的角度出发，宋江不失为负责任的兄长，也不失为从根本上关心下属的领导。
宋江的一生，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如果说上山前是为个人进取而经营，那麽上山后则是为所有弟兄们获得合法身份而操心，招安后则是想用实际奉献证明对当局的忠诚，以便彻底洗刷反贼的恶名,使所有弟兄们的人生步入正轨，载入正史。宋江的一生转换了三种角色，县衙小吏、义军领袖、朝廷命臣。三种角色对准的，都是一个终极目的：使自己和众兄弟有个红色结局。宋江不是个西里糊涂活着的人，作为县衙小吏，他重在网罗经营；作为义军领袖，他重在招安归正；作为朝廷命臣，他重在建功立业。
他一生最核心的举措就是招安，尽管此举最后没有善终，而是悲剧，但宋江的出发点是美好的。他决不是想残害弟兄们，而是想给弟兄们寻求一条在他看来最好的出路，人间正道。悲剧的结局只能说他思想认识有问题，而决不是道德品质有问题。
作为领导、作为朋友，对下属、对哥们，考虑的如此深远，恐怕世间并不多见。
宋江的思想认识要害在于两点：其一，他是制度受害者，正统意识，愚忠心态使他作出错误的发展战略；小人当朝，君子岂能不受害？一味从理念出发，却忽略实际情况。其二，缺乏改革开放意识，遇事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招安后屯兵城外，被朝廷命官多有凌辱，但宋江仍然忍辱负重，有些过分迁就。
从素质和能力方面看，宋江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他低调做人，表面上唯唯诺诺，低三下四，但内心非常强大。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水泊梁山的三任领导做一个简单对比，就会一目了然。
与王伦比较，明显占优。
王伦主要是两点局限：一是小家子气，从不敢与强大抗争，只想与杜迁、宋万、朱贵等平庸之辈通过抢劫弱者过自在日子，没有发展事业的宏愿。二是由于能力平庸丧失自信，疾贤妒能，害怕能人入伙，威胁自己的一把手位置，刁难林冲，就是明证。宋江在这两点上就有了巨大的超越。从攻击选点上看，他不抢劫贫民百姓，不欺负下岗职工，专打地方豪绅，攻击官府恶霸。从聚集人才来看，不管出身贵贱、地位高低、能力大小，来者不拒，海纳百川，气魄宏大，一心壮大事业。而且申明大义，很有底气，高度自信。不管是面对革命资格比自己老的晁盖，还是出身显贵的卢俊义，他都能从容不迫，坚信自己实力，不为表面位置所动，对晁盖让位，对卢俊义让位，根本不在乎当不当一把手，因为他确信，自己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有任何人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重要的是，他更看重的是事业的发展，只要对事业有利，当不当一把手，不是第一位的重要。只要当核心就可以。可以断定，无论梁山的组织人事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也无论是宋江当一把手还是二把手，领导梁山事业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宋江，指导梁山人的思想理论基础始终是宋江主义。应该说，他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可动摇的地位。可以肯定，有一大批好汉之所以去梁山，都是奔着他去的。吴用之所以淡化晁盖靠近宋江，原因也在于此，你可以发现，宋江无论带兵走到那里，吴用就跟着策划到那里。而晁盖唯一的一次下山攻打曾头市，却不见吴用的身影。这一切，都是宋江长期自我经营的必然结果。他这个人好交好为，广结天下好友，不拒三教九流，人缘很好。在郓城供职时，和县长时文彬关系很好，和工作人员也很好，和江湖朋友也不错。在位置谦让中，还反映出了宋江的另一种美德，那就是不顾面子，实事求是。比如他在执意推举卢俊义做一把手的时候，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指出自己的三不如，论相貌，自己个矮、貌丑、脸黑，而卢俊义相貌堂堂，仪表人才；论出身，自己县衙小吏，很不起眼，而卢俊义出身豪富，声名天下；论能力，自己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而卢俊义文武兼备，能力服众。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如此实事求是地贬低自己而赞美竞争对手，都需要一种上乘的人格境界。我相信，美国的总统选举驴年也不会出现如此感人肺腑的一幕。
与晁盖比，宋江仍然显示出巨大优势。
晁盖虽然豪放狭义，心胸豁达，但只知和弟兄们穷快活，缺城府，没目标，没计划，没打算。纯属大大咧咧，摸着石头过河，过一天少两半晌，混。后来突然觉得被宋江架空，有些吃醋，便强行亲自下山打曾头市，以求减弱宋江的军事统帅地位，但为时已晚。实际上，晁盖不过是个牌位，只相当于日本的天皇，而首相和三军总司令是宋江。与晁盖形成鲜明对照，宋江有目标，有计划，有打算，有城府。作为人，宋江的人性内涵更为丰富复杂，比晁盖的人性更富有品味价值。宋江的最终目的是招安，为此，他首先创立了有利于招安的政治路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表明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聚”而是为国尽“忠”。树起“替天行道”大旗，以便把自己同其他草寇区别开来，表明他们是反“天”，我们是护“天”。并以此招揽天下英雄，引起朝廷关注。而在招安之后，又及时把“替天行道”改为“顺天护国”，可谓与时俱进。同时，政治态度非常明显，对梁山军，爱护；对朝廷国军，敬重；对方腊红军，残酷。宋江非常明白，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需要组织路线来保证，因此，他从一上山，就开始实践着自己的组织路线，他从江州被解救上山，带去了大批人，第一次排座次，他就打破了论资排辈的常规模式，提出，原来的靠左边坐，后到的靠右边坐，这不仅使他带来的后到者丝毫没有吃亏，而且形成了鲜明的组织力量对比，靠左边晁盖一方坐的，只有九人，而靠右边宋江一方坐的，却有二十七人。降将上山后，他总是“亲解其缚”，好言相劝。非常有人情味道，让人心里温暖。而且大多前排就座。实际上也是扩大组织力量，为招安打基础。看一看座次，我们不难发现，被宋江信任的、利于贯彻招安路线的、座位都比较靠前。这里我举个例子，第36位是浪子燕青，第37位是神机军师朱武。朱武曾是少华山山寨的寨主，参加革命比较早，大小也是一支红军队伍的领袖，而且颇有智慧，素质很高，为何政治地位反不如卢俊义的家奴燕青呢？显然和宋江的政治意图有关。卢俊义是宋江专门骗来为招安奠定组织基础的，燕青只能跟着主子走。而朱武是老牌的反贼，政治上当然更信任燕青，加上与卢俊义这层特殊关系，燕青坐在朱武前边也就没有什麽奇怪了。只可怜朱武，一位之差，一生影响，因为在梁山也好，招安后归朝廷也罢，所有待遇赏赐都是按“天罡星”和“地煞星”分配的。
还有，宋江很讲义气。
他一生做了很多善事，江湖上称他“及时雨”，也是因为他乐于助人。我们只看他上山前做押司这一段，就可以证明。这一段，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给晁盖通风报信；二是杀了阎婆惜。这两件事都是因为保护哥们引起，没有一件是为自己。有人认为杀阎婆惜是因为吃张文远的醋，戴了绿帽子，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不合宋江平日为人的逻辑。如果阎婆惜不想告他私通梁山，他是不会杀人的。他自己需要安全，需要清白，梁山弟兄们更需要安全，这才是他杀人的根本理由。上山以后，也经常为了解救落难弟兄而发动军事行动。比如，打高唐州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解救柴进。为了哥们义气，他是舍得付出代价的，他东藏西躲，遭了很多罪，还不都是因为救晁盖。
在宋江的人品结构里，也出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诸如，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什麽连明知眼露的贪官高俅也不杀掉，还好生伺候，放他回去？他法制观念很强，过水泊梁山时坚决不打开朝廷给他戴的犯人枷锁，可他又知法犯法，既杀老婆，又给罪犯晁盖报信。他口口声声发誓“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可他在做押司时就已经负了朝廷，吃里爬外，黑白两道。既然海纳百川，不看地位，却又明显表现出重视降将集团而忽视平民集团。这些如何解释？我认为，在宋江的理念发生冲突时，他认为哪一边分量重，就选择哪一边。比如放走高俅，他希望高俅能为招安出把力，以报不杀之恩，显然他把招安看得更重要，小理念服从了大理念。
不过，我认为宋江这人由于出身地主，是缺乏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的。由于出身小吏，属于一般干部，所以很看中等级身份。对于爬位置的人来说，对他人的地位是敏感的，甚至内心深处积淀着对高地位者的人格崇拜。这是宋江在所有言行过程中给我的明显感觉。
宋江的要害在于，明明知道蔡京高俅掌控的政府腐败，也感受到了腐败，也很反感，但他不仅放弃反腐败，而且还采取许多下作手段（骗害卢俊义、截道宿太尉、到李师师那里走后门、给大贪官高俅溜须拍马），强行挤入腐败机制。因为在他看来，不论怎麽腐败，都毕竟是合法政府。只有进入合法政府，才是人间正道。正是这种思想的局限，害了自己，也害了众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