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王文元先生的《国学正义》 ，我受益匪浅，限于篇幅，受到的教诲与该书的优点就不说了，这里说说我的不同看法。
第一页。“误解一：国学是导致中国近两百年落后于西方以及中国人受列强欺辱的根本原因。” 王先生说，“这种认识混淆了学术文化与军事实力这样两个不可比的因素。”他举例说，甲抢夺乙的财产并将乙打伤，法官并不会因为乙身体不强壮而判乙为过失方，“国对国亦如此” 。国学当然是学术，它与军事实力也不具备可比性。但国学与统治中国数千年的治国方略、政治思想（某些情况下，国学和政治思想可以画等号） 形成封建帝制有直接关系。以国学为主导思想的帝制专权国家最终导致国家封闭落后。王先生认为康熙帝不懂国学真谛，即《易经》中“革”卦的变革寓意，拒绝葡萄牙人引进火枪的建议而使中国失去了最佳应对列强的时机，“责任不在国学，而在近代以还，政府乃至国人与国学渐行渐远。”王先生也承认国学的性质是保守的（第二页和第十七页） ，国学在逐渐成熟壮大后，已经丧失了当初变革和创新的力量。就拿康熙来说，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罕见的对西洋科学技术感兴趣并学习的皇帝，但“这些玩意儿”仅限于皇帝本人，以他受教育的背景，没有产生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的想法的可能。
第九页。王先生说，“以小概率事件为据否定国学是仇恨中华文化人惯用的伎俩，攻讦传统文化者非常喜欢举烈女殉夫的例子。” 举出张天锡二妾殉夫、杜嶷剖妾腹取信、房玄龄妻子自捥其目的事件后，王先生总结说，“没有人怀疑史书记载的真实性，问题是这些例子并不足以得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男人天堂，女人地狱的结论，因为这些都是个案，不足为据。为了保证家庭稳定与和谐付出些许代价再正常不过了。上面讲到的女人不幸的小概率事件，比起现代社会女人受到的摧残真是沧海一粟。”我以为，第一，妇女地位低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夫为妻纲”是董仲舒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三纲五常论来自孔孟学说，成为封建礼教的基石，而被基石压迫的岂止是妇女？我不能理解的是，作为现代学者的王先生何以说出“为了保证家庭稳定与和谐付出些许代价再正常不过了”的话，也许在王先生眼里，妇女的生命健康与“家庭稳定”比起来，无足轻重。如果这真是王先生的本意，我则唯有深深的悲哀。我只能说，王先生浸淫国学太深了。
五十九页。“即使从广开言路的角度考察民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制在这方面做得也相当好。明君自不待说，就是专权的大臣也不得不从善如流。”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制基本上是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在其中考察不出来任何真正的民主，就是与前页（五十八页）中，王先生举出的宋太祖撤掉宰相座位和明朝无相的例子也严重不符。况且，在中国漫长的专制体制下，有几个明君？民主与广开言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便最宽泛地看，广开言路算是“民主”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但皇帝与极臣的从善如流之目的，也是为“主”服务的，与“民”不搭边。
五十九页至六十一页。王先生说“中国的礼，从形成之日起就首先是限制帝王的，其次是限制士大夫的，最后才是限制百姓等一般人的。”这种看法非常正确，但它不能为“礼教吃人两千年”翻案。礼、礼教或礼制，主要由道德教化与礼仪规则构成。王先生举的例子，仅是礼仪规则（古代官员出行礼仪），至于“为什么春秋无正义战争” ，“七王之乱”等例子与反驳“礼教吃人”并无逻辑关系。
一百八十六页。举出元顺帝、崇祯帝的例子后，王先生说，“事实雄辩地证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尽管从这个理论中找不出一丝科学道理。”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人（还是大学者）相信“君权神授、君权神夺”这类鬼话，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另外，王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教育、家庭人伦、等级制度的一些看法，我也不敢苟同。限于篇幅就不说了。国学无疑是博大精深的体系，可这不意味着它无所不能，也不意味着它没有缺陷。在我看来，王先生过于热爱国学了，以至于在某些问题上犯了先下结论再找论据的错误。在结束语（二百八十四页）中，王先生激动地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实际上，希格斯粒子就是阳，其他粒子就是阴。阴粒子被阳粒子负载，或者说阴粒子进入阳粒子的怀抱，在爱的感召下产生了质量，产生了各种物质性。中国的传统思想竟然超越于科学发现数千年！” 不说中国古代阴阳理论与现代物理学中的阳粒子、阴粒子有没有关系，这句“在爱的感召下产生了质量” ，简直让人哭笑不得。看来，国学真的有必要“正义”。
《国学正义》 王文元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