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公元９０７年―９６０年），墓葬用俑基本沿袭唐代规制。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发掘的前蜀、南唐、闽等小朝廷的帝王和高官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陶俑，它们除了共同的时代特征外，还各具地方色彩。例如江苏江宁牛首山发掘的南唐二陵，虽然早遭盗掘，残留下来的陶俑还多达２００余件，其中除宫女、舞伎、武士等外，还有许多人首鱼身、人首蛇身、双首蛇身等形体怪异的俑，应属镇墓压邪的神怪形象。
到了宋朝（公元９６０年―１２７９年），随着丧葬习俗的变化，特别是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随葬俑群日趋衰落。但在各地发掘的宋墓中，仍不断有随葬俑发现。河南盐店宋墓出土的雕刻精美的各式石俑、江西鄱阳和景德镇南宋墓出土的表演戏剧的瓷俑等，都是极有价值的文物。在北方的辽墓和金墓中，也可见到陶俑的身影。北京昌平陈庄辽墓出土的男女陶俑，如实塑出契丹族髡发的发式，生动地反映了契丹的民族习俗。山西侯马金大安二年（１２１０年）墓中出土的涂彩杂剧砖俑，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极其珍贵的实物史料。
元代（公元１２７１年―１３６８年）蒙古族王公的坟墓中是否有俑随葬，目前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资料。但在陕西、甘肃一带的元墓中，出土有数量众多的随葬陶俑，俑的服饰和发式刻画精细，为研究蒙元服饰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朝（公元１３６８年―１６４４年），数量庞大的随葬俑群再度成为王公和高官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江西、山东、四川等地发掘的明代诸王陵墓中，都出土有制工精细的随葬俑群，有木俑、陶俑，还有釉彩绚丽的釉陶俑。成都永乐八年（公元１４１０年）蜀王世子朱悦燫墓中，出土了数量超过５００件的釉陶俑，排列整齐，形成以象辂（以象驾驭的华车）为中心的仪仗行列，如实反映了明初亲王的仪仗制度。明代皇帝陵墓中放置的随葬俑群数量更是多得惊人。在北京明十三陵中唯一经考古发掘的万历帝朱翊钧（公元１５７３年―１６１９年）的定陵，后殿棺床南北两端放置的大器物箱中，有７箱满装随葬木俑。可惜箱子和木俑腐朽过甚，有６箱仅能从表面或部分保存稍好处窥其形体，只有１箱保存尚好，内置木俑约１０００件以上，能够完整取出的尚有２４８件，都是以杨木、云杉、落叶松等木质圆雕而成，上施彩色，面部敷粉，墨绘眉目，朱涂口唇，多属立姿的仪仗俑。如果７箱木俑均保存完好，其数量恐近万件之众。
清朝（公元１６４４年―１９１１年）的帝陵未经科学发掘，不知是否沿袭明陵用俑制度。但广东大埔湖寮圩曾清理过清初传奇将领吴六奇的坟墓，墓内随葬有一组陶质仪仗侍仆俑群，以及各类家具什物陶模型，总数超过１００件。这是目前所知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年代最迟的随葬俑群，或可视为绵延数千年的古俑艺术的落日余辉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