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文
·序跋集·
父亲的理由是，修辞问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品，如果现在不加以整肃，将来孩子会变成一个虚夸的人
如果小学生写作文也是一种写作的话，那么，许多人的写作生涯可以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写作的严酷性。这是一种直接诉诸身体的严酷性。
一天晚上，父亲突然把我叫进他的房间。我瞥见父亲的书桌上摊放着我的书包和作业本。“这就是你写的作文吗？”父亲拿起我的作文本，问道。他突然挥手朝我头上敲来，说：“就知道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净写些空洞无物的东西。”我居然为那些辞藻挨了一顿打。在不久之前，这些辞藻，这些成语和形容词，却是我受表扬的根源。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写作而受到惩罚。但这种惩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因文获罪，并非因为其内容。惩罚的原因纯属修辞范畴，勉强可以说成是“文风”问题。父亲的理由是，修辞问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品，如果现在不加以整肃，将来孩子会变成一个虚夸的人，云云。可见，修辞是危险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外表华丽的辞藻，但它可能由外及里地侵犯到一个人的德性，就好像体表沾染了毒素，经由皮肤吸收，而致使身体内部病变。语词并不必然诉诸言说的意义呈现，相反，它有可能带来意义的空洞，而这种意义空洞有可能成为言说者在品质上不诚实和轻浮虚夸的表征，进而遭到暴力训诫。
这是一个严酷的教训。写作与身体惩罚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日后的写作无疑产生了某种影响。虽然我至今依然对修辞术有某种程度上的迷恋，但我无法将修辞视为写作的根本，它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修辞不能带来语义上的清晰和深刻的表达的话，那就只能放弃它。这一点，与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剃刀原理”相类似。也就是所谓“简约原则”——删繁就简，少卖弄辞藻。美国作家杰弗瑞·沃尔夫对他的学生传授的写作要义是“别耍廉价的花招”，而雷蒙德·卡弗则说：“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句号。”父亲以一种传统中国的方式，传授了卡弗式的写作戒律。医生身份也是他推崇“简约原则”的根源所在。
在今天的语境下，父亲的训诫却显得特别重要。世界变得更加喧闹了。在通常情况下，喧闹是活力的表征，但置身于过分喧闹的环境中，我们也失去了许多。首先，失去了倾听的耐心。实际上，我们总是说得多，听得少。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到处都吵吵嚷嚷，有什么值得一听的呢？每一个人都在说，彼此不能听见，甚至要大声叫嚣，以自己的声音压倒其他的声音，让别人听见。在世界喧嚣的表面，澎湃着话语的泡沫，看上去飞珠溅玉，拍岸滔天，然而，我们依旧是聋人。
但文学言说总是试图让人听见。它向历史深处的幽灵，向意识深处的本我，向想象中的读者诉说和交谈。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倾听古远历史的呐喊，倾听内在的心声，倾听来自高远处那唯一者的召唤。
思想随笔的写作，是在时代的喧闹声中，倾听来自历史深处之秘响和高远之处无限启示的一种尝试，在日复一日近乎机械重复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中，这种能唤醒青春时代的诗意梦想，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在这样一种写作中，我感到慰藉和充实，也是对写作的罪与罚在某种程度上的补偿。
(此文为作者《言词喧闹的时刻》自序，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