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季羡林老先生，近来成了媒体热议的公众人物。事起于他在最近面世的《病榻杂记》中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顶桂冠。他愈是坚辞固拒，一干人愈是来劲地赞美，颇有“劝进”的古风，好在羡老并非政治人物。这事很好玩，也颇值得玩味。
我没有看他的全书，细读了《书摘》上的片段，题为《反躬自省》，觉得老人家非常可爱也很可敬，头脑很清醒，话说得很诚恳而极富“分寸感”，有些深含社会政治意味的话点到为止，非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善意和慧心，是不可能心有灵犀的。
他说他不是什么“大师”，更不是什么天才，这不是在表演“谦虚”，而是真心话是自知之明，同时也说了自己也不是蠢材。这些话表明了他对那些“一副自命不凡的天才相”的人的鄙夷！当今之世这样的人还少吗？
他又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只是因为“我四十多岁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所能追求的最高荣誉(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我已经全部拿得手。”与季老相反，有些人混得自觉人五人六了，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便不时卖弄自已的“人生哲学”如何如何。相比之下，季老真够“谦虚”了！
这也是不少人那么热情赞美他的缘故吧——不过是拿他来“反衬”某些自命得意的名人器局卑陋罢了。
季老既不肯、不屑认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的纸冠，更从未以“思想家”和文化界的“精神领袖”自命，连这样的念头估计也没有发生过。去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他时，说“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个“信仰”应该是指对知识的“信仰”，他坚持的是一个学问家的人生追求。
温家宝总理接着说：“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已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慰问一个老人难免有溢美之辞，这是礼貌。季老并不这样看自己。他在《反躬自省》中，说到讨厌记者录音录像时说：“我也会说一些谎话的，但我的本性是有时嘴上没遮掩，有时说溜了嘴，在过去，你还能耍点无赖，硬不承认。今天，他们人人手里都有录音机……”这说的是他被当成“国宝”的现在进行时，当年在政治运动高压下，他“敢讲(的)真话”有几分就可想而知了！当年他讲谎话是为了保命，今天呢，恐怕更多是应酬话虚应故事而已。
总之，这个老头好可爱，性情跟邻家大爷没有多大差别嘛！
可是他怎么就变成“国宝”了呢？是的，名副其实的“国宝”，得到了珍稀动物熊猫一样的保护。书中写到他“现在正住在301(即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住的那一家——鄢)医院雍容华贵的高干病房里”。江泽民、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百忙中先后到他家和医院看望过他。他不止是高龄的“人瑞”，简直是“国瑞”呀！
陈毅诗云:“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同理，别人要给他这样优遇，他也没必要拒绝，就像那些“两头真”的老革命，力促中国加快民主化进程，但按级别给予的生活待遇他们也没有不要——你不能要好人都做晚年出走而病死车站的老托尔斯泰吧。
但是，这老头“满肚子的萤火虫”，他在《反躬自省》声称自己现在的处境既“大可喜”又“大可惧”，一再表白自己不是奔走、钻营、吹牛拍马之徒。“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了出名而去钻营”，“大帽子下面，我只能勉为其难了”。我猜，老爷子会觉得是“世无英雄，遂便竖子成名”，甚至暗骂自己是“沐猴而冠”跑江湖的道具。
写了这么多，还没有讲至标题！长话短说，季羡林如今在文化界享受的尊崇地位和特别优遇，就是巴金生前享受的“国宝”待遇。两人同样都有自知之明，都是不情愿(刻薄人叫“半推半就”，在我看来是性格使然，有些人性情随和，宁肯委屈自己也不愿拒绝别人的“美意”)地做了国宝。巴金在还能表达时，就对南方周末记者朱强讲过，说他这样躺在病榻上靠药物苟延残喘很痛苦，是“为别人活着”，希望早日解脱。
两人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小说家巴金的社会声望和影响一向比季老大，“国宝”似乎一蟹不如一蟹。孰令致之，值得深思。
二是季老的贡献在学术专业领域，巴老的贡献主要在政治文化遗产，即提倡“讲真话”，建立“文革博物馆”反思“文革”。
三，最大的差异在于，季老身体比巴老好，95岁了还能讲这么多清醒的自省(也有自我辩白成分)的话。假如巴老90岁后还有季老的写作能力，我估计他的《随想录》的史料和思想价值一定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最近读到学者谢泳去年在巴金纪念日上的演讲《〈随想录〉里为何无一处提到毛泽东？》对巴老的心理有深刻的体察。读罢低眉无写处，想到鲁迅自嘲为“奴隶文章”的话：因为在发表前，就由“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而自己是“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因而局外人“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作者：鄢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