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王国和王朝只要弄成“百年老店”，占据官场要津的就必然是保守势力，把控国家命脉的就必然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求稳不图变，安故不谋新。倘若有人要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在经济上破冰除霜，就必得时地相宜，内因和外因产生剧烈的反应不可。谁要是轻举妄动，试图改变国人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维新变法，大幅削减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和财源，那么就很可能丢官丧命。革故鼎新，除残去秽，结怨之深，阻力之大，代价之高昂，后果之严重，洵属可想而知。
官员怕的是火中取栗，讲的是浑水摸鱼，安常守故者多，锐意变革者少，谁要是自作主张，不按常理出牌，就会被当成异端，视为另类，旧规则的维护者将群起共讨之，甚至奋起共诛之。毫无疑问，维新变法是政治冰面上的高难度旋转动作，是“后外点冰四周跳”。在国家积贫积弱时，不变法则其亡也速；变法呢？动的可是“开颅”、“换肾”之类的高危手术，肯定会使某些人产生恐惧，带来百分之百的惊悚效果。有时，由于变法的触及面广，反对者夥，敌视者众，唯有决断力极强的铁腕改革家才敢冒着巨大风险，毅然拿起手术刀，走向手术台。
“安于故俗，溺于旧闻”和“安其所习，毁所不见”是定式，“不破不立，不断不续”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变调，在改革家看来，倒逼式的维新变法属于特殊处置和非常举措，外部的强力推动固然必不可少，内在的迫切需求才是至关紧要的。改革家不可能独行其是，他必须与当朝君王的关系融洽无间，君王怀大志，改革家抱雄才，正如一个人手里抓着鞘，却没有刀，另一个人掌中握着刀，却没有鞘，二者型号相应，志趣相投，于是刀鞘合体。齐桓公与管仲、郑简公与子产、魏文侯与李悝、楚悼王与吴起、秦孝公与商鞅、汉景帝与晁错、宋神宗与王安石，莫不如此。这种君臣之间捆绑式的合作关系多半还算牢实，问题在于这种合作关系总是受到君王年寿的限制，君王不幸早死，变法者即顿失凭依，立刻裸露于狼群之中，只剩下死路一条，鲜有例外。吴起人死而法灭，是莫大的不幸；王安石人存而政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制定的新法被肢解被废除，是无限的悲哀；至于商鞅，他是改革家中罕有的成功者，他的改革使秦国日益强大，却将自己送上了黄泉路，惨遭五马分尸的酷刑，死无葬身之地。
古代改革家的命运牢牢地攥在君王手中。君臣相得，则言听计从。君臣相失，则祸自天降。在历朝历代的帝王当中，昏君、庸君、暴君的概率高于百分之九十七，雄主、明主、贤主的概率低于百分之三。改革家的命运如何？还用细问吗？即使是汉景帝刘启那样开创过汉朝“文景之治”的明君，一旦吴王刘濞率领东南诸侯王打着“清君侧”的幌子联合叛乱，剑指首都长安，他明知其中藏有诡诈，仍将最欣赏最信任最倚重的“智囊”晁错当成一根废柴劈掉。汉景帝打的如意算盘是：虽无法用晁错的冤头弭解兵祸，却可以令叛军彻底理亏，再也找不到叛乱的借口。晁错提出削藩大计，为刘姓皇室的长治久安着想，到头来却被汉景帝当成猪仔卖掉，那种吊诡、荒诞和凄绝令人揪心，也令人寒心。
古代历史上的变法维新，短期见效的偶有，昙花一现的居多，具有长效机制的范例罕见，这是为何？一种体制固化僵化之后，改革就不仅仅是破冰之旅，简直就如同外科医生给自己动手术，麻醉师是自己，主刀医师是自己，止血者和缝合者仍是自己，休想指望他人的帮衬和补救。这个难度，比探险家攀登珠穆朗玛峰极顶只高不低。布衣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