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与感伤的文人纪录片
陈安琪是谁？她是生活在香港的台湾纪录片导演，做纪录片之前拍摄过《爱情谜语》、《花街时代》、《窥情》等剧情片。据她本人讲，她想拍的电影与香港商业社会环境不太吻合，上世纪80年代后，陈安琪才转身为纪录片导演。这样的情形与大陆恰好相反，我们身边一些纪录片导演是通过拍摄纪录片，最终奔向电影电视剧的，可见纪录片相比于电影电视剧在我们心里似乎低了一个位置，但在台湾却不是这样，纪录片有较高的地位，纪录片更能体现出导演的人文情怀。
去年底，我参加了首届民间女性电影节开幕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的观片活动，认识了该片导演陈安琪。她干练的外表下有一颗柔软的心，片子从“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的独白开始，聂华苓温暖的声音里透出明快与乐观，虽然老了，但她在镜头里依然美丽。经过98分钟的温情纪录，到最后一个镜头即将结束时，陈安琪从放演厅门外走上前台，她有片刻的沉默，其中的情感积淀无以言表，她伤感的泪水与观众的感动相遇，她哽咽了。
这是一个女性纪录片导演内心柔软与坚强的力量。
关于文人的纪录片并不多见，台湾有5位导演拍摄了6部《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了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杨牧、王文兴那批台湾诗人、作家，家国情怀与一代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6部纪录片今年在北京电影博物馆进行过一次播放与研讨活动，在作家圈里引起不小的反响。关于文人的纪录片确实有不一样的情感深度，他们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文人历史、文人生活，尤其是在故乡之外的写作，肯定与在故乡的文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生活与文学构成了一部感伤的历史，纪录片并没有重新创造什么，只是记录了这种优雅与感伤。
《三生三世聂华苓》也是一部关于文人的纪录片，记录了华人作家聂华苓在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支持下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过程。陈安琪拍摄了三年，拍了100多个小时的素材。聂华苓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她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爱荷华，人文的理想变成了人生的信念，一个女人成了人文的守护者，她一生的历史光影重现，颇让人唏嘘感慨。故乡与异乡，青春年少与中年老年，时光的马车还在嗒嗒向前，聂华苓对爱的执著正是一代人的精神追寻。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外文系，同年以笔名远方发表第一篇创作《变形虫》。1964年旅居美国，应聘至美国华盛顿“作家工作坊”工作，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绘画，因创办“国际作家写作计划”，被称为“世界绘画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第一”。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翻译集《百花文集》，以及随笔集《三生影像》等。
聂华苓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至今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六百多位作家来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生活与写作，像爱尔兰的希尼、土耳其的帕慕克、波兰的米沃什等，以及中国作家萧乾、丁玲、汪曾祺、阿城、张贤亮、残雪、苏童、西川、余华、莫言、余华、迟子建、毕飞宇等，聂华苓邀请的都是不同年代的重要作家。
导演陈安琪带着该片在英美、香港、大陆等地巡回放映，并与观众交流互动，这种播放方式，值得内地纪录片导演学习。在这个巡回放映与交流过程中，我体会到了陈安琪对人文精神同样的真诚坚持。
片中有一段莫言穿着衬衣，露出烟牙儿在北京胡同口大大咧咧的回忆，他以一贯的风趣说，“要讲聂华苓的坏话都没法讲，因为她太好了。”迟子建的述说也是生动的，她讲到聂华苓像小女孩一样的快乐与天真，张大春觉得她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人，她的宽容与对生死的通透态度，她的轻松与豁达，透出一个女性文人的魅力。在香港放映后，李欧梵说这是一部非常丰富的电影，也是非常个人化的电影，折射出了聂华苓身上的活力与光芒，黄秋生说此片非常人文主义。现场张艾嘉与陈安琪拥抱，骆以军也出现在镜头里。这都构成了一部纪录片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了观众的参与和反馈。
一部在普通观众看来极为小众的文人纪录片，为何能打动那么多人？为何得到那么多人的赞赏？我觉得是陈安琪记录了人世间美丽的回忆。她的影像作品能给人带来对人生、历史与文化的启发。这已经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纪录片了，作品的人文意义自觉弥漫，纯朴的情感记录深深触动了年轻的观众，有观众说看片时“眼泪止不住”。聂华苓作为一个八旬作家的精神世界写满了优雅与勇敢。 ◎ 李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