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文化是如何传到日本的，最主要的是研究中国文献典籍的外传
1974年，34岁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严绍璗第一次去日本访学。期间，一次偶然的经历开启了他此后30年人生的一大志业。访问京都大学东洋文献中心时，严突然看到了义和团时期被日本抢去的《永乐大典》残本，保存很好。“我在国内没见过真本，心里很激动。”他问陪同的日本先生，这是八国联军抢走的，是不是应该还给中国。日本先生说，是的，但是很遗憾，很多国家都抢了中国的文献，将来如果世界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一定归还。
严一直研究日本的中国学，他越是看日本书，越觉得要研究“日本中国学”就需要做一个基础研究——中国文化如何传到日本？而最主要的则是文献典籍的外传。加上第一次访日经历的促动，严有了系统整理日藏汉籍的想法。十年后，1985年，严受邀去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做客座教授，这一项工作正式启动。
唐人写本《说文解字》，体现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
此后20余年，他30余回访问日本，寻找自上古以来传入日本而至今仍被保存着的汉籍文献善本，所得仅有明以前(包括明朝)的书籍共有1万400余种。严将这些珍本的版本状态、保存地点、传递轨迹等信息一一详为记录，并编纂成册，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大册，凡近400百余万字，今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严绍璗在日本20多年的访书经历，期间的故事如同武侠小说里寻找武功秘笈一样精彩。严对其中的几次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寻找唐人写本《说文解字》严老谈起来如发生在眼前。
严开始这项调查之初，著名语言学家、严的老师周祖谟先生对他说:“据说《说文解字》的唐人写本，目前在世界上只剩下‘木部’6页和‘口部’1页了。听说这‘木部’6页是被日本人搞走的。你如果能够找到它们，就是功德无量了！”老师的交待让严一直记挂在心，寻访这部书也成为他的一项重要目标。
据记载，此唐人写本《说文解字》1926年之前尚在国内，其后则为日本人内藤湖南所有。内藤湖南为著名汉学家，他晚年定居于京都府恭仁山庄，一生的收藏也移藏在此。1934年内藤湖南去世，又经半个世纪，日本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恭仁山庄本”究竟存在何处，就连日本的文献学者也茫茫然不知其所在。
严绍璗先在京都大学发现有一个“内藤文库”，欣然自喜。但很快他发现这个内藤文库收藏的都是有关我国满族和蒙族的文献资料。后来，又有日本友人告知，内藤氏家族在1984年将“恭仁山庄”与“恭仁山庄本”一起，转让给了位于大阪府的关西大学。当时，关西大学正在整理内藤的文献，“我去了之后同样没有找到，当时我想，可能找不着了！”
正当严几乎绝望的时候，京都大学一位70多岁、非常有名的教授岛田虔次给严打电话，建议他去大阪的杏雨书屋看看，说“那是内藤湖南的精本”。这个消息使严重新兴奋起来。
杏雨书屋是经营医药的豪富武田氏家族的藏书楼，当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羽田明被聘为书屋主人。作为私家藏书机构，杏雨书屋不公开对外，如想进入，需有特别的介绍。
经过几位日本友人的联络，严绍璗请羽田明的好友、著名东洋史学家贝冢茂树写了一封推荐函。这样，严终于得以进入杏雨书屋。书屋位于大阪郊外的“武田医药制造厂”内的一栋小楼里。工作人员问明来意后，按照严提出的书单，从别的房间用小车推来几部书。严一看便知，这些并非原件，而是原品的照片。陪同来的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家狭间直树偷偷地跟严说:“没把真品给你看！”
严心想，真品如今是日本国宝，恐怕不会轻易示人，能够看到全部照片也属不易。这时候，羽田明专程从京都赶回来。他见严在看照片，就问:“严先生喜欢看照片？”严说明缘故，羽田明说:“您是第一位来这里访书的中国学者，理应看真品。”
严终于得以见到唐人写本《说文解字》真品，“当时真是欣喜与感慨交加！”置于严眼前的真本，为“木部”6页，共94行，188个字，外封用古锦装裱，内衬水色缎子，本文末尾尚存改装之前宋人装裱所用的衬纸，其后用另纸黏接，系宋人米芾之子米友仁亲笔写的《跋》。再后面在俞松《题记》之后有同治七年曾国藩亲笔长诗，此“诗题”后又有吴云、陈宝琛、翁同龢等中国文化名人以及日本人西园寺公望、犬养毅等人的题跋。
“一份古籍上有这么多中日名人的题跋放置一起，集中体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严说。
访到无价之宝唐人写本《翰林学士诗集》(残卷)
真福寺的访书经历同样令严老难忘。从12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在日本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以佛教寺院文化为中心的“五山文化时代”，这是一个汉籍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日本的佛教寺庙便成为中国文献典籍的巨大宝库。
因得到日本佛教大学的照应，严得以在寻访期间进入日本中部地区的寺庙。此前，严已经了解过，在日本的寺庙特藏中，“真福寺本”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1935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黑板胜美博士对真福寺进行过调查，他看到过里边藏有唐人写本《翰林学士诗集》(残卷)，为唐朝18个诗人所作之诗，是无价之宝。另外还有宋刊本数种。”
严绍璗向朋友打听真福寺所在，朋友告知，二次大战末期，名古屋曾遭美军空袭，全城几乎被夷为平地，真福寺也难逃劫数。想到寺中典籍可能被战火烧毁，严觉得很悲哀，不过他仍然不死心，“会不会有人提前把典籍撤出来？”
这时候，日本教授丹羽香女士帮了大忙，她通过多方打听，证实当地香火旺盛的“大须观音”庙就是从前的真福寺的后身，而原寺所藏典籍文献，现由该寺“宝生院”掌管。
经丹羽香女士的多方协调，院方表示，既然是第一位前来访书的中国人，理当予以接待。但是提出诸多的条件，如天气要合适，如果当天天冷、阴湿、雨雪等，则不能出示典籍。另外，由于寺庙收藏属于私人性质，因此阅读典籍需要支付一笔费用。“不过考虑到是中国的先生来看，只象征性地收1万日元。”严说。
严大喜过望，对院方条件完全接受，并很快约定了看书的日期。不料，约好的这一天居然下起雨来。宝生院法务执事冈部快晃法师将严绍璗请入室，边用茶，边介绍真福寺典籍的传承。原来，1935年，黑板胜美在调查中向院方提出，这么好的文书，一定要造地下室特藏起来。院方听从了这个建议，因此典籍才得以免于兵火。
谈到这里，法师说:“今天北京大学的先生专程来敝寺，我想还是看一看原物为好。”严再一次喜出望外。他跟着法师走过曲折的回廊，换了鞋，步入地下通道，又转了几个弯后，来到一道钢门前。法师用密码打开厚约30厘米的钢门，又接通电源，打开第二层铁门后，一间约50平方米的特藏室才展现在眼前。
法师戴上白色的手套，从柜中取出一卷轴，脱去绫缎包袱，慢慢地打开。这时严已经屏住呼吸，等待着观看这举世无双的唐人写本《翰林学士诗集》(残卷)。
严看到的这部诗集，长约706厘米，宽30厘米，上载唐太宗李世民、许敬宗、长孙无忌、高士廉等18位唐人的60首诗。“这些诗《全唐诗》都没有收录。”1908年，此卷被审定为“日本国宝”，1954年，日本文化财产审议委员会正式认定为“日本国宝”。
出了特藏室，法师让严向观世音拜拜，然后笑笑说，“‘中国人来看中国文献，我很高兴。’日本人的话很暧昧，讲这个话也就是说明不收钱了。于是我就说，我已经领受你的好意了。”严说。临别之际，法师表示院内还有好几个文献柜子，欢迎严再来看。
20年访书的经历带来的启示是惊人的。严说:“18世纪，当时清代所保有的文献典籍的70－80％都可以在日本找到。一个国家居然收藏了另外一个国家百分之七八十的书籍，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绝无仅有。”
“本书是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研究中日文化关系的最宏大的基础性文献考察报告。”北大校园网在报道中华书局出版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时说，“它以最基本的文本事实，论证了中日之间两千年的文化联系。”通过这些故事，中日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图景也清晰地浮现出来。(舒泰峰/东方瞭望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