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次，魏明伦老先生聊到他创作的川剧《岁岁重阳》27年之后大改，亮相，说：“经过首演当晚，观众何处鼓掌、何处叫好，以及事后的研讨和批评，才算完成了新一轮创作。”他的意思是，舞台艺术中，观众也是共同创作的一环。
同样，在音乐节上，每一个台下观众都参与了与台上乐手、鼓手、歌手一起完成的创作。这包括———台上：狂风、暴雨，演出超时，张曼玉跑调；台下：破洞牛仔裤、脏靴子、夸张的发型，卤菜与啤酒，口哨、尖叫和自拍，蹦蹦跳跳，伸向天空的双臂，拥挤和失散。
每一位参加音乐节的乐迷都可以说，我是一分子，是一个音符———哪怕是噪音。
日本每年有超过十万个分子加入富士摇滚音乐节的创作中。2010年，歌手叶蓓在这个亚洲最大的摇滚音乐节上感受良多。她所见到的音乐节现场并不是随处可见垃圾桶，但是人们都自觉地索取垃圾袋，“地方干净得令人不好意思随地抛弃”。
现场的图片显示，有专门的志愿者站在垃圾分类处理专区，戴着手套，穿着统一的T恤，身后是巨大醒目的指示牌，“由你来创造世界上最干净的音乐节。”
这一年，富士摇滚与中国的张北草原音乐节同时举行，也同时遭遇暴雨。《北京晚报》对此做了深度报道，其中提到：主办方要专业，观众也得专业。“以往，当音乐节出现问题时，我们的媒体及观众第一反应就是向主办方问责。但富士音乐节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观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包括观众，也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一位前往富士音乐节的中国人在离现场最近的地铁站观察，发现观众都背着鼓鼓的行囊，显然对意外做好了充足准备：蚊虫、暴雨、饥饿、困倦———“在雨中也不时能看见躺在泥潭中睡觉的观众。”“所有人能在几分钟内穿上雨衣，没人打伞，怕影响身后的观众。”“垃圾分类细致到一个瓶子分成盖子、商标纸、瓶子分属不同的格内。”
用沈黎晖的话来说，日本人爱清洁的程度，已经可以形容为“变态”。这样的观察虽有益，却容易让人陷入素质论的狂热当中。严飞在《香港街头这一泡尿》里说，我们不应该过度强调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或者加大文明宣传力度，就可以提高民众的素质。相反，规范人们公共行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制度建设。
他举2010年世博会的例子：当组织者在排队处增加垃圾袋的放置后，地面明显干净了。这里，放置垃圾袋前后排队的人群参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人们原本所拥有的素质指标也没有发生变化，唯一的变量就是制度的引入。
沈黎晖说大约在2008年、2009年，草莓音乐节也曾做过努力，比如发放垃圾袋，但是效果很差。而在德国，一些户外活动，门票里直接包含环保费，狂欢结束后，你只要把发放的环保袋装满垃圾送到工作人员那里，就可以拿到返还的环保费。这规则简单又人性化，关键是，还容易照搬。
狂欢过后的垃圾场，的确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网友孟常说，“其实很多问题是技术和制度层面可以解决的，一再诉诸素质反而复杂化且令人沮丧。”一味只强调道德呼吁和事后追罚，都只能让抱怨声更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