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驯养繁育证，没办运输证，带着猴子去外地表演就是犯罪——“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连日来，由4名河南省新野县的猴戏艺人被判刑带来的这一问题，引发全国媒体关注，坊间争议很大。 昨日，针对是否报复性执法、应该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等涉案焦点，黑龙江省相关办案人员答记者问。历经此次刑罚打击，“新野猴戏”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处境更令人担忧。(9月28日《大河报》)
这起“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的案例，让人看到了罪与非罪的模糊与混淆。有驯养繁育证，表明可让动物进行表演；没有运输证，则意味着涉嫌非法营运珍贵野生动物，这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予判刑并处罚金。 然而仔细解读不难看出，设立“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在运输环节给予追溯，其主要作用还是基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斩断非法猎捕、收购和出售行为的链条，防止其他环节证据不足之下对犯罪分子形成放纵。而4名新野县猴戏艺人虽有非法运输的表象，却无实际犯罪的内容，在具体处理上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机械式理解、教条式执行，否则就可能为滥用刑罚留下空间，既不符合人性化执法的要求，也不利于对野生动物的真正保护。因为照此理解，若是动物保护组织解救了一批珍贵野生动物，由于没办运输证，岂不也要面临“非法运输”的指控？
不可否认，有驯养繁育证，没办运输证，带着猴子去外地表演属于违法，但其行为也顶多属于行政违法而不是刑事犯罪。而就此案本身来说，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疑点，比如为何警方主动为涉案艺人办理取保候审？为何艺人在讨要猴子、发生争执后却等来起诉书？6只猴子被带走后死亡一只该不该赔偿？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对程序的合理性和处理的合法性的拷问。如何既让真正的犯罪行为受到打击，又避免将其扩大化而丧失人性化原则，考验着执法的水平与纠偏的机制。唐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