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心中想念着父亲，奋不顾身冲向老虎，骑在背上扼住虎颈，捏住虎的呼吸，勒死老虎，虎口救出父亲。
今天为何没了“四世同堂”
古代社会形成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子女要无条件地孝顺父母，不管这个父母有没有好好照顾子女，不管任何情况，子女只要有能力都要无条件地孝顺父母。现代中国社会流行什么？是从西方法律引进的一条原则，叫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这一条跟古代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跟古代是完全相反的。当今社会儿女在行孝问题上最大的一个借口是：我没有能力。还有一个借口就是说：你小时候对我……所以我现在对你……城市里面还能够做到儿女之间、男女之间平等地分担一些费用。但在农村是行不通的，一般的农村还比较流行养老是儿子的事。我把它叫做“文化解释的缺陷”。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
我们立法的时候，“用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来解释家庭伦理”这个方法是错误的。这个方法在西方没有问题。西方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权利和义务在解释西方家庭伦理的时候，它的权利是什么？权利和义务的给予者是谁？是上帝。是上帝给了这对父母一个子女，所以，子女得到慈爱是上帝在后面支撑。那反过来呢？子女从上帝那得到了抚养的保障。上帝现在要求你归还这个义务，归还这个权利所获得的东西，这就是尽义务，而这个义务仍然是由上帝保障的。“你不尽义务要下地狱”，这是上帝说的，所以你不能不做。那么在中国引进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原则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谁在保障？它实际变成了一个“良心”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感觉”的东西。“良心”是什么？是“心”，心是良的，它就是“良心”，心坏了，它就是“坏心”。那“良心”能作为权利和义务背后的保障者吗？它是不行的。所以这种理论在家庭问题的处理上其实失去神圣性，失去了权威性。
权利和义务平衡的方法，最后导致了我们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思维的混乱。于是，将古代那种绝对的顺从打破了，而新的方法没有产生，以致我们现在行孝靠良心，而不行孝却是天经地义。比如说以小时候父母对几个子女有偏心的现象为理由，或者80后独生子女更独特的理由——我为什么没有生在千万富翁的家里，就是因为你们(父母)不努力；为什么小时候同学家里什么都有而我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有的不多；甚至说父母都是笨蛋，为什么呢？代代笨蛋，我不幸生在笨蛋家庭里面，我没有条件，所以当我长大努力出来了，你们没有理由享受我的成果。这样一种自私的理论让我们这一代人很寒心。我们40岁这一拨人在议论的时候说我们培养儿童也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们尽心尽力之后有解嘲的话——我们已经预先打好预防针，我们会在老了以后把自己送到敬老院去，连费用都不要子女承担。我们这代人很有牺牲感，但我们是不得已的。谁不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但是独生子女要管四个老人，面临生活的困境，实际上就是我们破坏了一个东西又不适当地引进了一个东西，引起了我们思维的混乱，引起了我们家庭、社会秩序的混乱。
我们称“家”是家庭，“国”是国家，中国古代社会用现代学者理念来研究，其社会结构就是：国家之下就是家族，家族和家是一体的，我们把它叫做“ 家国同构”。为了保证“家国同构”中“家”的稳定，古代社会有个规定，这个在汉代以后的法律文书里面都能看到，有一句话就是：祖父母在，子女不能别居。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祖父母——爷爷辈还健在，做儿子的，做孙子的没有权利提出分家。再通俗一点讲：三世同堂的家庭在古代是常态。正常的家庭应该是三世同堂。
别居的标志是分灶而食，就叫别居。别居的最低标志是分灶而食，一个家庭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主要的标志是吃饭是不是在一起。依靠这样的法律规定，男丁身体状况比较正常的话，任何老人身边都有后代陪伴，不存在独居老人的问题。这样，老人的权益、老人的生活会更好地得到保障。
用这一条对照，我们有时候感到比较沉痛，现代中国大陆的家庭做不到这一点。我到中国港台、日本、韩国考察他们的家庭生活，子女有能力、很健康，都不会出现老人独居的问题。我们四十岁这拨人流行一种很悲哀的观点，说跟老人住在一起不方便。不方便有很丰富的含义，很多东西是不能说出口的。认为生活秩序，老人麻烦……我们这一代人互相传颂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在同一个小区里面给老人买一套两居室，让两个老人单独居住。家庭好了，给老人雇一个保姆让她做饭。家庭不好了，60岁、70岁的老人仍然两个人单独吃饭。这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一个小区里面，买两套房子，子女住在一套里面，老人住在另外一套里面，两家比较接近，距离比较近，还能够照应。这种模式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里面的楷模了。另外一种就是，如果是三四个子女的话,在这个家里面住半年，在那个家里面住几个月，这是中等的。最差的让老人单独住，想起来了去看看，再想起来了打打电话，想不起来就没人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