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石窟，毗沙门天像的制造从盛唐开始日渐兴盛，经由中唐、晚唐、五代直至宋代，依旧流行不衰。绘像的范例约80例，这对我们理解现存范例较少的中原地区毗沙门天信仰的状况，会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以敦煌研究院公布的石窟开凿年代为基准，进行比较。着重于吐蕃占领时期中心样式的身披“长身甲”的立像，同时对“身甲”之上所穿“胸甲”、“襟甲”等护具的样态进行区别，对盛唐、中唐吐蕃占领时期的基准作品进行确认和考察，并对“毗沙门天像的图像到底形成于何处”进行论证。
盛唐时期的基准范例
第103窟像。本窟被认为营造于8世纪初叶，从毗沙门天像的表现形式来看，推测最迟应是8世纪中叶的作品。娴熟的描线，巧妙生动地勾画出了色彩的浓淡与人物的胖瘦，这和主室的佛菩萨像有着共通的地方，细微部分可见运笔的用心细腻，成为8世纪中叶独尊毗沙门天造像的范例。
第91窟像。本窟营造于大历十一年（776）前后，和第103窟像相比较，这尊毗沙门天像在表现形式上相对简化，但两者上半身的甲制却大体相同。具有明晰的基准作品的地位，被认为是在吐蕃攻陷之前制作的、具有西域风格的毗沙门天像。
敦煌吐蕃占领时期的基准范例
河西地区于786年被吐蕃攻陷，开始了吐蕃的统治，这一年是划分唐朝河西地区历史的明确界线。进入中唐时期，身着西域风格甲胄的毗沙门天像的数量剧增，其中，制作年代比较明确的有榆林窟第25窟、第154窟、第158窟像。
榆林窟第25窟像（图1）。最近的研究表明，本窟可能营造于776年至786年前后，与盛唐时期的制作范例相比，毗沙门天像甲制的变化，十分引人注目。本像在“身甲”之上还穿有甲，一般被认为是所谓“唐风”天王像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敦煌以外，还有9世纪以后四川地区的造像和东传至日本的东寺毗沙门天像等，数量不少。东寺造像和四川地区造像的特征是“身甲”为“金锁甲”，中唐时期，敦煌身穿“金锁甲”的毗沙门天造像，目前可确认的只有第231窟像。
第154窟像。第154窟营造于790年左右至800年前后。第152、153、154窟合计三窟，被认为是由吴绪芝父子营造的，即所谓的“吴家窟”，吴绪芝是中唐晚期高僧洪辩的父亲。第154窟计有五尊毗沙门天像，由此推测，毗沙门天信仰已深深地浸透到吴氏一族当中。
在东壁和南壁的《金光明经变》中，各有一坐姿的毗沙门天像，南壁的上方，绘有观音菩萨像和毗沙门天像，下方则描绘了“勃伽夷”城的瑞像和毗沙门天像。上方造像重叠着中国风格的护具，这和榆林窟第25窟像相同。在西壁龛前塑土制成的天王像，被认为是8世纪末敦煌毗沙门天像的基准范例之一。
第158窟像。本窟是9世纪前半期、吐蕃晚期的所谓“涅槃窟”。西壁的“涅槃”像，位于被安置好的佛龛中央的下部，北侧绘有毗沙门天像。这尊毗沙门天像所表现出来的位置安排，其思想背景估计与净土思想有关联。
关于甲制
如果以上代表性的范例可以确认的话，如图2以彩色部分相区别所展现出的主要差异那样，敦煌吐蕃占领时期的毗沙门天像的甲胄形式，可区分为“于阗式”和“新式”二种类型。“于阗式”作为盛唐以来的传统形式依然存在，“新式”类型则在吐蕃期以后出现。榆林窟第25窟、第154窟南壁上方造像，就表现为在“身甲”之上重叠的中原样式。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毗沙门天像的甲制来自吐蕃”的观点，他们认为毗沙门天像的“连身甲”（缀以小札的长身甲、腰甲）是吐蕃时期的特征，其所描画的正是吐蕃武士的身姿。中晚唐时期的毗沙门天像的形式，应该是由吐蕃人创造的。
确实，在敦煌，身穿“连身甲”的毗沙门天像，在8世纪中期以后才可见到。此时距吐蕃侵攻西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以上。另外，在日本，戴宝冠，穿长身甲，手持长戟和宝塔的立像形式的毗沙门天像被称呼为“兜跋”、“兜拔”毗沙门天像。“兜跋”这一称谓，很难被认为是日本创造的名称，有些学者认为它可能来源于发音相似的“吐蕃”一词。
另一方面，主张“毗沙门天像形成于西域”，甚至“身姿来源于西域武士像”的观点，也是根深蒂固。毗沙门天就如同在《大唐西域记》中被大家所知的那样，作为护国神在于阗集聚了深厚的信仰。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描写于阗的毗沙门天登场，帮助了遭受吐蕃攻击的于阗和在安西被包围的唐朝军队，还记叙了“于阗城有庙，身披金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的于阗毗沙门天像的身姿。756年，吐蕃乘安史之乱开始侵攻唐朝，于阗王尉迟胜率5000余人入援唐军，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唐朝。于阗毗沙门天信仰开始于中原地区皇城的周围聚集传播，随其《灵验谭》流传，图像也理所当然为中原所知。9世纪初，空海带来日本的所谓“智泉样式”的白描图像（图3），所绘内容就被认为反映了其在中原地区的流行情况，此图像和身穿“长身甲”，手持长戟和宝塔的“于阗毗沙门天”，大致基本相同。
不过，疑问仍然难于全然解开。如果说是吐蕃兵创造了毗沙门天的甲制，于阗的人们怎会将作为侵略者的吐蕃兵的身姿，放到护国神的形象中呢？况且，令唐王朝烦恼不已的吐蕃兵的身姿，又怎会作为救助玄宗皇帝的战神被表现刻画出来呢？倒不如说，毗沙门天像应该是作为于阗国瑞像之一被认识，也就是说，7世纪吐蕃占领西域时，恐怕将西域地区的甲制——包括于阗的在内——吸取过去。就像田边胜美先生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使用下摆长的“札甲”是西域的传统，被转用到了毗沙门天像的图像中，在吐蕃统治西域期间，吸收了这一甲制，结果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吐蕃时期的甲胄和毗沙门天像的甲胄具有了共通之处。吐蕃占领以前，中原地区毗沙门天像的营造就已在皇城周边进行了，玄宗时代之后，被吸收入密教之中，引发了新的流行。敦煌吐蕃时期的营造，不只是针对吐蕃一方，也应该考虑其反映中原状况的可能性。
至此，对敦煌地区中唐吐蕃占领时期毗沙门天像的制作年代和概要、甲胄的形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吐蕃占领时期的毗沙门天像，是晚唐之后毗沙门天造像展开的出发点。毗沙门天和于阗国非常紧密的关系，以及对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等兼具众生超度、现世利益双重性格及其联系的认可，都是这个时期的特征。对时代、地域都不得不波及广大范围的毗沙门天像的研究来说，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范例，对推测中原地区毗沙门天信仰的状况，也是有效的比较对象，可以说具有无法回避的重要意义。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佐藤有希子系东京大学大学院·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刘晓东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