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闽浙等地10余年间争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广东少文物处处被动，如今古船将出水，再掀申遗风波
■核心提示
广东省倾注资金2亿多，打捞南宋沉船，再次引发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之争。
粤闽浙等地争夺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活动始于1991年。由于广东在航海史的地位多见诸史料，少于实证，所以在申遗“争夺”中，一直显得低调和被动。
如今随着“南海一号”和船上8万多件文物浮出水面，广东却要面临另一个难题，这艘多装福建瓷器的商船，究竟是始发泉州，还是广州。它和广东究竟什么关系还不得而知。
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景李虎的助理邹炜透露，“广东将启动包括‘南海一号’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黄伟宗看南海一号的报道显得异常专注。他觉得，这艘沉睡海底800年的商船出水后，“或许一个秘密就要揭开了。”
“它可能证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黄伟宗是中山大学研究珠江文化的教授，也是南海一号打捞的推动者。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自唐宋以来，进行海外贸易的水上通道。泉州、宁波和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申遗，比拼了10多年。并且，泉州已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登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唯一城市。
在比拼中，广州一直显得被动和低调。黄伟宗说，这和没有大量极具价值的文物出土有关。
随着，南海一号出水日期临近，一场新的申遗比拼又将开始。据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景李虎的助理邹炜透露，“广东已将启动包括‘南海一号’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申遗之初广东失利
距离南海一号20多海里的海陵岛上，一座硕大的博物馆正建设得如火如荼。今年7月，它将竣工。届时捞出水面的沉船将被整体装入这座“南海一号博物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的黄伟宗说，有了这个博物馆，就能帮广东夺回申遗的话语权。
他记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争夺始于1991年。
那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东亚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第一站，便是广州。当时黄伟宗参加了座谈会。他说，接待联合国人员的，不是当地的文化部门，而是外事部门。
官方邀请的是一位扬州师范学院的讲师，为来客讲解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位老师讲的，没有超出普通教科书的范围。”黄伟宗说。
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出版过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专著的中国外贸史专家黄启臣，却只有10分钟的发言时间。
“学术界很焦虑，政府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黄伟宗说“广东研究海运史的，研究古代贸易的，都大有人在，却都失去了话语权。”
研讨会开了一天便草草收场。教科文组织随即移师福建泉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并不看重广州。”当年参加座谈的黄启臣认为，广州港的重要地位，更多的是见诸史料，仅有南海神庙、怀圣寺等少数边缘遗址，跟泉州的古船和港口比，“显得很弱势”。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抵达泉州时，该市党政领导出面接见，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泉州展示了刺桐古港、南宋沉船和古代番商伊斯兰墓地等文物和遗址，激起考察人员兴趣。
大部分广东学者认为，泉州只有在元朝时候，外贸量超过广州。无论从年代长短，还是历史纵向的影响力，泉州都处于广州下风。
但是，泉州市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整修包装“海上丝绸之路”。仅在1998年后的4年里，总投资就为5亿元。这让广东学术界艳羡不已。黄伟宗说，“广东之前就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投入和研究。”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唯一入选的城市。
争夺始发港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机，始自于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一次讲话。
1998年11月17日，在广东省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大会上，李长春说，“广东曾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而闻名于世”，应该很好地继承文化遗产，发扬文化精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申请到研究经费。”黄伟宗说，2000年，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于是向省政府申请科研项目。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黄伟宗于2001年11月，在湛江主持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研讨会。会上黄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广东徐闻自秦汉时期时，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比唐宋时期的泉州早了近千年。
泉州学者认为，黄伟宗的结论是凭借古书上的片言支语而得出。如此便要推倒学界长期的公识，未免儿戏。而且，研讨会邀请的大多数人，都是帮广东说话的本地学者，一位泉州历史学家说，“找人帮腔是学术界的潜规则。”
就在广东召开研讨会的同时，福建省已批准泉州市政府，以“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泉州”为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广东与泉州争夺难以分解时，宁波也组织了一个50多位专家的研讨会，并在会上达成《宁波共识》，认为宁波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对于这样一份共识，泉州和广州并不认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认为，宁波的不少观点很幼稚。“比如拿河姆渡时代和战国时代的文物，来为“海上丝绸之路”造势就很不妥，这虽然可以变相拉长宁波港口城市的历史，但那时候的独木舟，能出海吗？
黄伟宗想起昔日往事，有些感慨地说，“要是我们有‘南海一号’，当年就不这么被动了。”
小城合浦亦要申遗
2001年，在去湛江徐闻考察的途中，黄伟宗路过阳江，当地官员提了“南海一号”，这让黄伟宗激动得彻夜难眠。
“我们早就发现阳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补给港，现在终于找到了实据。”黄伟宗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持有量上的不足将得以改变。
原来早在1987年，中英联合搜寻小组搜寻另一艘沉船时，就已发现了“南海一号”。但考虑当时打捞力量的薄弱，“南海一号”就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以防止他人盗取船上文物。
黄伟宗发现这个秘密后，马上联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以及台湾地区原“教育部长”、“中央研究员院士”吴京等专家，一同赶赴阳江考察。
2003年9月，黄伟宗上书广东省政府，要求尽快打捞“南海一号”。他为此做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在报告中，黄伟宗建议将“南海一号”打捞，与申遗和商业开发结合。
当时，专家估算发现打捞“南海一号”并建立博物馆，至少需要3亿元。
打捞地阳江也对此事颇为急切。为加快立项步伐，阳江市一领导还在2003年全国人代会上，擅自曝光了“南海一号”，招致国家文物局批评。
那年下半年，打捞计划被国家立项，并拨款3000万，广东省为此拨款2亿多元。
就在黄伟宗踌躇“南海一号”的打捞报告时，广西合浦、浙江杭州和香港地区，都加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争夺中。
联合申遗还是单独申遗？
每一项文物申遗成功的背后，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当地不但可以受到联合国的资助，而且申遗后地方旅游经济也会有很大的飞跃。安徽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洛阳龙门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入遗”第二年就达到2700万元。
伴随着“南海一号”的打捞，阳江市市领导已公开表示，将为“南海一号”申遗。
阳江市海陵岛旅游局副局长张文彤透露，该岛去年的旅游者有175万人次，“南海一号”要运到岛上，即使没有申遗，旅游者最保守地估计也要翻一番，达到350万人次，可以增加数以亿计的收入。”
广东省却不满足于仅仅吸引几个旅游者。据悉，广东省初步的规划，是将省内“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和文物，打包申遗。
“南海一号”的加入，使得广东省的分量大大加重。”中山大学教授黄启臣说，“以后再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谁敢把广东落下？”
但黄伟宗却不满足于“联合申遗”或“打包申遗”。他始终认为，“南海一号”可以媲美敦煌，“也许只有单独申遗，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南海一号”也让黄伟宗多了向宁波和泉州叫板的筹码。“宁波想把他们出土的‘羽人竞渡’的图标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看来是不可能了，战国时候的文物，怎么能比‘南海一号’更能体现海外贸易的繁华呢？”
在黄伟宗向省政府递交的报告中，他建议乘“南海一号”出水之机，举办世界性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力争一步到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力争“世界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申办权。
“省领导很赞同我的计划。”黄伟宗说，“但我知道，其他城市也在争取这些。”
始发泉州怎么办？
黄伟宗也知道，当“南海一号”浮出水面后，广东或许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这艘商船或许是从泉州始发，因为目前打捞上的瓷器多为福建瓷器。届时这艘现今最古老的商船还和广东有什么关系呢？
“装的福建瓷器最多便始发于福建，这点经不起推敲。”广东阳江市专家冯铮说，“要知道当时福建和景德镇瓷器行销全国，在广州海港装上这些，我认为很正常。”
“即使始发于泉州，也可以证明广东在当时航道上不可取代的中转补给作用。”中山大学古代地理专家司徒尚纪说。
更重要的是，无论“南海一号”从哪里起航，它都将被放入“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成为展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拳头文物。
船上的8万件左右的文物，也将广东立即列入文物大省的行列。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也不过406件。
对于“南海一号”将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起到什么作用，泉州市和宁波市对此不约而同地表示：“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要看国家文物局的统一安排，对广东打捞“南海一号”不便置评。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世界遗产处负责人则表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将协作进行，“有进展了自然会公布”。
■历史猜想
“南海一号”讲了宋朝哪些事儿？
“南海一号”无奈超载？
此前，广东省文化厅和考古专家都认为，“南海一号”因超载而沉没，因为“南海一号”如遇台风而沉，不会四平八稳地停在海底。
阳江市东平镇的老渔民说，“南海一号”可能是慢慢进水后沉没的，“超载后吃水太深，船板缝或者朽坏的船板因水压大而裂开，这沉得慢，水手一般不会被困死。”
“当时货船超载跟现在汽车超载，原因差不多。”中国外贸史专家、中山大学教授黄启臣说，“以当时记载看，税费交得多，官员盘剥厉害，货船不超载都没得赚。”
南宋兴亡与市舶司
黄启臣说，“南海一号”出海时，必须经过由当地市舶司开具公凭（出海许可证），并进行“抽解”（收缴部分货物充税款）。
南宋偏安杭州，对海上贸易的依赖与日俱增。高宗初年，政府财政收入不过一千万缗（千文钱为一缗），市舶收入即达一百五十万缗。
但市舶官员贪腐横行，本来规定的一成左右的税率，常被官员要至三成甚至五成左右。
无数艘“南海一号”的货易之利，为南宋朝廷续命不短，但南宋朝廷1279年在崖山海战的覆亡，也与泉州市舶司有关。
“逼南宋小皇帝跳水的元军主力，便是原泉州市舶司缉拿海盗的水兵。”泉州专家王连茂说，“泉州市舶司的一把手蒲寿庚投降了元军，他是个阿拉伯人。”
4000枚铜钱说明什么？
“南海一号”初步打捞，已出水了4000多枚铜钱。
“宋币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有坚挺的购买力。”王连茂说，南宋为了防止铜等战略物资的流失，严禁出海航船携带铜钱和兵器。“历史上，我国一直很缺铜和银。“
“铜禁也不是铁板一块。”古代商贸史专家黄启臣说，海船也可以带少量铜钱，如贿赂巡检官员的话，也可走私铜钱。
南宋后期，发行了大量没有银铜储备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也加速了南宋的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