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的现象，如果从屈原算起，历史仿佛赋予了贬官们特殊的重任，除了文化的传承要更多地依靠贬官外，就是对人性的思考、对制度的反思等，也仿佛拜托给了贬官们。今天倘或想读点古文，除了贬官们留下的东西最可阅读外，还真不太容易找到更为可读的文章。
屈原的《离骚》不去说了，那是有千古定评的上乘之作。只是从屈原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演义了一番，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韩愈是唐代著名的贬官，看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贬官的心态在这首诗中一览无余。当然不能说韩愈的文学成就都是在受贬后取得的，但他相当数量的佳文不受贬那是决然写不出的。特别是《祭柳子厚文》，倘若没有相同的受贬经历，岂能相知如此之深？柳宗元也是一贬再贬，现在看，永州和柳州都是很不错的地方。可在当时，那可是瘴气和瘴病非常严重的地方。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原才是可以居住的，其它地方均为未开化的蛮瘴之地，去那样的地方与送死并无两样，在这样的心态和交通颇为困难的条件下，没病也会紧张出病，这也加重了瘴气与瘴病说的可信度。这就是古代贬官所去之地今人大都觉得不错，而当时人都认为是一种极重处罚的原因所在。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就是白居易不受贬也决然写不出《长恨歌》。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
至于苏东坡，那更是一位让人牵挂的贬官，“诗案”改变了苏东坡的生活，以至后人才有幸读到《赤壁赋》这一类千古佳作。只是回头去看那些下手之人是何等忍心，今日读《宋史》可以看到李定等人如何从鸡蛋里找骨头，而下手最狠的应该算刘拯。刘拯，这个北宋的进士认为：“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愿正其罪，以示天下。”当时苏轼已给贬到了英州，而拯犹鸷视不惬也。由此可见此人颇有点整人癖，最可笑的是这种有整人癖者还自诩为忠义之士。有这种癖好的人哪个时代都有，文革时期这类人表演得最为充分，就是今天这类人也远没绝迹，一些单位的无法和谐与这些人极有能量有关。好在历史的法则总和这种人过不去，热衷整人者历史会将其淡忘得极快，后人谈论到贬官时会对此辈充满不屑，无论他们怎样工于心计又曾经怎样风光。
不能说所有的贬官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但却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中国人爱把这些概括为“文能穷人”或是“文章憎命达”，这样的概括确有一定道理，但却会使人误以为那些整人者做下了天大的好事，把社会不公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实际上贬官的基数是很大的，而能够在遭贬后豁达澹定者毕竟是少数。没人在意贬官者自己的感受，也很难真正理解贬官者的文字都揉进了自己的血和泪。诚如柳宗元在《牛赋》中比较了牛和羸驴、驽马的命运后所发出的感叹：“牛虽有功，于己何益！”
人才受贬会怎样伤害民族的筋骨？一次次对正直者的痛贬会怎样搞乱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风气会形成怎样的杀手作用？这是应该从贬官文化中吸取的教训。如果总是满足于“愤怒出诗人”这一类理念，仍然只会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类虚话抚慰正直的受贬者，而使热衷吹牛拍马、玩弄权术、善于整人者如驴般活得滋润，那么即使有好文章问世，也只能说这样的社会是病态的。
今天的文化发展早已走出了贬官文化的模式这应该说是好事。但贬官文化也启迪我们，寂寞是出成果的重要条件，大师们都是在大寂寞中修炼而成的。可今天连“小师”也耐不住寂寞，谁还能指望他们成长为大师。过度的时尚与时髦可能会使原先文化大国的精神高度与一些蕞尔小国比肩。不知今天的文化人谁还能如贬官那样追问和思考？贬官们的文字或许有点灰暗但在灰暗中显示了人性的深刻。时下的文字颇为喧嚣，只是在喧嚣中显示了无法遮蔽的浮浅。
古时贬官们的文字不动声色地在拷问着时下的文化，在爆炸式的文字增长中，有几许能够穿越时空？
可以不再有贬官,但不能没有大师。这是今天文化建设的两难，超越这样的两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什么时候文化人能够摆脱时髦这条疯狗的追咬，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大师。(思晨 原题:贬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