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哪一次有关课改的消息不会引起舆论的关注。从2005年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入选高中语文读本，刘翔进入上海市小学教材，到《狼牙山五壮士》从一些地方的课本中删除，及至今年《许三观卖血记》、《雪山飞狐》等选入北京高中教材，而鲁迅、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却在渐渐淡出下一代的视野，乃至世界大战不再列入高中历史必修课等，莫不如此。
然而我却越来越不能理解这样的关注———假如我们永远只是纠缠于课改中“某出某入”“谁上谁下”的话，中文作品浩如烟海，中文作家不可数计，到底哪些可入教材，怕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最终反倒陷于虚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论争根本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这是一个事实：在我们论争之前，课改已经完成，教材已然编定。不论你是否赞成，它都将成为孩子们必须接受的教育。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从始至终，课改与社会舆论之间，成为了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难道教材编写不应当向公众寻求意见吗？教材是用来教育的，什么样的教材决定了我们的孩子将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公众关注课改的实质。然而长期以来，在教材编写方面，一直缺乏一个畅通公众意见的制度管道。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编、审、用一体化的体制，教材编写机构编什么，学生就得接受什么，即使是对于教材的审订，也仍是一种“体内循环”机制。这种教材编写模式直接的结果是，学校只能被动接受一本教材，缺少其他的选择。显然，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公众表达”的时代，这种自闭式教材编写模式，仍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警惕。
很有必要参考一下别国在教材编写与使用方面的做法。在许多国家，教材的编写工作由民间出版社完成，然后经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进行严格比较和挑选后，才进入使用。这种竞争态势使得教材编写与出版者，不得不时刻密切地关注教育的发展，当然也迫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听取公众尤其是学生及家长的意见，也不得不十分注重各方面代表对教材编写的参与和论证。而与此同时，在教材的选择与使用方面，学校所在的地区的居民们选举产生的校管往往也会拥有充分的决定权。
一种民主、开放式的教材编写，必然极大地降低教材已进入使用后才引起社会争论的风险。其实，当一个孩子在成年之前，最有权利决定如何教育这个孩子的，是他的父母。也许我们可乐观地期待，在教育改革中，公众的意见将最终会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地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与改革之中。那么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真正需要弄明白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到底由谁来决定我们的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