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
3月24日，在中国因讲《论语》而声名如日中天的于丹教授也给新加坡带来了一股文化热浪。1300人前往聆听讲座，这样的盛况，在新加坡颇为罕见，真是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竟有这么多人关心文化，而且，于教授的解读把经典平易化了，让更多人愿意去接触了，但是，惧的是：会不会一不小心，就媚俗化了？
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点就让我有点惊讶。孔子的博大、孔子教我们的，远不止于一种过快乐生活的方法。儒家的精髓是“仁义”，孔子教我们的是追求道德境界。孔子的“乐”是一种态度，是在追求道德的过程中采取的旷达态度，也是求得“仁”之后自然达到的境界。所以，孔子的快乐是一种胸怀天下、求大道求智慧的坦荡大乐，而不是只求个人戚戚之乐。只有对这一点作了辨别，才不会误以为儒家思想的境界不过是心灵鸡汤的小调。
于教授讲的是经典，上的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她的言谈会对上千万老百姓、乃至本地和世界华人社会对《论语》的理解产生影响。使经典通俗化是对的、好的，深入浅出，用平易的语言讲出正确的东西，讲出经典的精义所在。但是，正因为大众较为缺乏专业鉴别力，知识界就应该真诚地引导大众，给他们上等、精确的精神食粮。防止媚俗化，是知识界的责任。
孔子要求社会公正
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于丹把孔子说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里的“信”解释为个人信仰（其实孔子指的是人民对治理者的信任）。可为什么中国人失去信仰？于丹没有说。为什么物质生活提高了，中国人反而不快乐？于教授认为因为人们忘记了怎样过“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由此，我担心，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反而被淡化为个人处世方法上出现了问题。
我想说，不快乐的理由很多，除了个人，也包括：社会太多不公正，太多贪官，民怨太重，治安太混乱，生活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如果没有兼顾这一切现实，要叫人去快乐，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孔子要求社会公正，要求统治的人为政以德、爱民利民，可惜于丹对为政者则没有要求，而是叫老百姓尽力配合“和谐社会”的建设。孔子相信道德是由上而下贯彻的，所以，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败德现象、种种“虽令不从”，到底该从哪里找根源呢？其实都能从《论语》找答案。
于丹讲论语讲得精彩、吸引大众，但稍嫌讲“小”了。
古代经典得到文化明星来普及，是幸，不过，大众跟风未必能抓到重点，这可就需要更多文化人来共同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