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同时，国学复兴运动也开始起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刘师培、黄侃、陈汉章诸人倡“保存国粹”，胡适、顾颉刚诸人倡“整理国故”，至清华学校、厦门大学等学校创立只设有国学一门的研究院或国学研究院，再至90年代北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和人大不久前成立国学院，时断时续、时起时落的国学复兴运动已走过了80年的历程。在这80年中，历史似乎是在向其起始点的循环与回溯，给人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成立“国故社”、创办《国故》月刊的刘师培等人，“慨然于国学沦夷”，故而“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主事者指出中国教育模仿抄袭欧美之教育，忧虑对本国文化研究之忽视。今日国人再倡国学，竟与彼时的感慨与忧虑，何其相似！国故社诸人，明其宗旨为“欲以谋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在研究院成立时以《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为题，认为研究院的创立标志着清华完成了模仿阶段而走向独立创业。我们今日学术界深刻反思中国人文学科的合法性危险和人文学术的自主性、创造性危机，与彼时学术独立的自觉，何其相似！清华学校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另一位吴宓，指出现代教育以分科为特征，用文、史、哲的分科之学取代了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研究。我们今日对文、史、哲分科研究之弊的反思与对拆除学科壁垒的呼唤，与彼时寻求对中国人文学术的尊重，何其相似！清华学校研究院的成立，不特以学术研究为指归，还以寻求中国之国魂为目的。如今人大国学院之成立，也不特以培养文史哲通才为任务，还希冀于“脊续”中国之文脉，培育民族之精神。以国学、国故，以人文学术，来找寻和树立我们的国魂、民族精神，此时与彼时，又何其相似！今日关于研究国学倡导科学方法，无论是与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整理”，还是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倡导的“科学的方法”，何其相似！今日反对国人重倡国学，劝说国人把本国文化当作“千年古董”，自觉地放进博物馆里，然后还要自觉归化到“人类文化”、“世界文化”――这种不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世界文化”，说白了就是西方文化，更准确地说就是美国文化――的全盘西化（美国化）论调，和当年认为只有在人类历史教科书中才有中国文化之地位，主张以“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陈序经等人的论调，何其相似！今日部分国人以提倡国学为“复古”，指斥其为“逆流”，与当年毛子水在《新潮》撰文批评《国故》所云“他们研究国故，就是‘报残守缺’。”我们将此一时和彼一时的论调对看，批评的理由和语气，又是何其相似！80余年的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也不能算短，两头之间，竟然有这么多的仿佛与相似。国学，竟然如此牵扯我们的神经，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使她远远超出人文学术，和现实的治道和国魂民心紧密相联。 二如此多的相似，无非是表明，虽然时光荏冉，世道变迁，然而横亘在中国人文学术和中国文化建设面前的一些问题没有变，我们对于国学与解决这些问题之间关系的许多理解也没有变，我们对复兴或是抛弃国学的许多期待也没有变。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对待我们自己的人文学术，至今仍是未能从根本上给予破解的迷局。国家富强，是百年梦想。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突然发现，文化对于我们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举世公认，今日之中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中国是否也是一个文化大国？这是成疑问的。中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比例是9：1，而在输往国外的文化产品中，也主要是以传统文化为内容。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上缺乏影响力！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当代中国文化的原创性、自主性的产品太少了。我们反思一下，无论是人文学术，还是文化产业，究竟有多少是中国独有的，多少是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多少是可以拿到世界上去的。中国人口众多，教育事业发达，高等教育在读学生数，已超过了美国而跃居世界之首。在教育领域，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教育理念，一味追逐西方国家，却很少去考虑和发扬中国传统教育精华。近年国人多提素质教育，然而在一些人观念中，素质教育就是美国式教育，对美国教育的弊端却视而不见，一味照抄照搬。“和世界接轨”，成了全盘西化的借口。假若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让你来“接轨”吗？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不是尊重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中国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知识分子队伍规模庞大，学术成果众多。然而，在这众多成果之中，有多少是摆脱了对外国学术的模仿和套用，是属于真正的学术创新？在今日最有影响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又有几人不是凭借着快速移植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的伎俩？表面的学术繁荣与内在的学术贫血相伴而生。在过去的哲学研究中，简单套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产生了数以万计的“鉴定”成果。这些成果，除了在鉴定过程中仍有整理史料之功外，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事业，究竟有多少帮助呢？今日的人们不再去做这些鉴定工作了，去模仿和套用更新的西方学术话语。例如，一个“隐喻”的观念，被套用到分析一个个文学作品，因此而产生了众多的论文，也不知由此又评上了多少教授、博导。然而这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人文学术，究竟又有多少实质的提高呢？针对今日中国人文学术之现实，假若梁任公在世，想必他仍要痛心疾首，振臂高呼“吾国学术之第二期发展”了。 “科学”的本义是“分科之学”。分科研究是西方学术的特征，我们加以借鉴也未尝不可，然而却以此去取代中国固有之学术，无以解分科研究与分科教育之弊。此种态势愈演愈烈，以至于每一学科、每一领域内部，都壁垒森严，彼此不通，难以对话。在此种情形下，国学成了对分科之学的一种补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未竟，然却在途中，多数国人以百倍的信心和坚韧的毅力，对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充满期待和给予奉献。今天的国人，享受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百余年来“强国保种”的压力得以释放，那种急功近利和片面偏激的心态得以平和。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上时代的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在积贫积弱的时代，国人仍要坚守自己的文化，而在一个民族蓬勃向上、民族自信不断恢复的时代，有人竟然要劝说这个伟大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归化到那个把自己文化排除在外的所谓“人类文化”，不是荒唐透顶么！文化建设，是长期的课题，不会一蹴而就。国学的复兴，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这复兴的路上，80余年前的问题仍然等着我们去探索和去解决。国学的再次振兴，引发的是又一次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讨论，是再一次的文化启蒙，是对当代人文学术的深刻反省和反思。 三问题种种，也带来期望种种。由此，也就有对国学的不同要求和办国学院的不同思路。或曰兴国学的目的，主要在于解文史哲分科之弊。如果只是如此，那么把文史哲合并在一起，不就解决问题了么。学术界也有人质疑，与其办一个国学院，叠床架屋，何不把文史哲合并成一个人文学院，以发挥各家之长，综合会通。然而，正像人大曾经把文史哲各系合并为人文学院，宣称打造“人文学科航空母舰”的后果那样，分科研究恰是文史哲三个一级学科的优势，强行把他们合在一起，并不能改变其根深蒂固的学术体制，也对发挥他们的优势没有多大帮助，最终“航空母舰”还是解体。或曰研究国学的方法，是以借鉴西方学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整理国学。试问，现行的文史哲等学科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又有哪一个不是在借鉴西方学术，用科学的方法？如果一味强调借鉴西方学术，那么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又和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洋汉学，有什么区别？难道国学院里是要培养又一代身居中国本土的“洋汉学家”吗？清华学校研究院诸人所关心的学术独立，又何以去找寻和体现呢？再说所谓“科学的方法”，究竟是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的方法？没有方法的独立，又何来学术的独立？或曰国学即是儒学，国学即是国魂。人们对于国学的期待，有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地方。一些国人希望国学不仅只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且还要提供民族精神，提供安顿精神的文化家园。国学自然应当具备这种功能，要重树国魂。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达着国人生活的常道，代表着最基本最稳定的日常生活伦理和价值观。然而，无论是从正面要求一个大学的国学院应当变成一所儒学院，还是从反面强加给一所大学的国学院以怀有“特定宗教使命”、“培养儒教徒”，都是一厢情愿和缺乏理据的见解。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但并不是全部，也不是惟一的主干，至少佛教和道家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仅以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之国魂，乃属片面。仅以继承儒家文化为任务而不去继承中国文化之整体，也太狭隘。国学，也并非只是义理之学，辞章、训诂之学，也是应有之内容。国学，也并非仅是与文史哲相应的人文学术，其内容几乎涉及一切学科门类。即使是《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也比我们通常理解的国学要广博得多。或曰复兴国学即是经典教育，或者不如开展经典教育。国学教育，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培养专业人材的教育，一是普及国学基本知识的素质教育或启蒙教育。两者都包含经典教育，但对于专业人材培养而言，仅有经典教育是不够的。为国民开展经典教育，得有高水平的师资才行，而为了培养高水平的师资，专业人材的培养就是必要的。因此，以经典教育反对专门的国学教育和国学人材的培养，并不恰当。针对以上种种对复兴国学的主张，是否属于正与误的对立呢？其实不然。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倡导多元和谐的时代，这和过去非此即彼流行的时代，在思维方式上大大不同。在80余年前，一批青年倡导自由、民主、科学，就去批判传统和反对别人继承传统。这样一种态度，本身恰恰成为自身所提倡的自由、民主、科学的反面。你引入西方文化，要允许别人去继承传统文化；你崇拜西方文化，要允许人家去欣赏中国文化。你关心政治文化，要允许别人去关心宗教与伦理。你要以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要允许别人以欣赏和崇敬的方式去信奉传统，以温情和敬意去对待传统。对国学的期待不同，对国学的理解不同，对办国学院的思路不同，可以各抒已见，也可以各自去试验，不必强求一致。如果有朝一日，国学院或国学专业能够在不同的大学出现，能够在民间也有试验，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办学风格，“山花烂漫”，才是国学复兴的大好景象。作者：彭永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