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救了我
——对话何兹全
人物周刊：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交往，比如您和陈独秀就来往过。
何兹全：除了我，中国现在没有人见过陈独秀了。当时他以共产党首领的身份被捕。抗战爆发后，政治犯都放出来了，陈独秀也被放出来，住在汉口一条街的小楼上，楼下是个裁缝铺。我也在武汉，正负责编艺文研究社的杂志《政论》，就约陈独秀写稿。我去过他家，他也来过我家。他认为中国要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我听说蒋介石曾想给他200万，要他组党反共。他不干，也不要蒋的钱，靠稿费生活。他对我说过，他给我的稿子值几万，嫌我们的稿费少。后来，他去了重庆上游的江津，在报纸上写了文章，论说国际国内形势。上篇刊出来，下篇被扣住不许发。我就给他写信要，他回信说：“我叫张国焘给你送去，他没有送吗？”口气很大。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只可惜回国后，安全起见，信被我烧掉了。
人物周刊：陶希圣是您老师，曾随汪精卫出逃，后来却引发了著名的“高陶事件”(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通过媒体公布了汪伪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何兹全：抗日战争时期，陶希圣不是一度跟汪精卫去上海了吗？他5大弟子里面，4个都跟着去了，成了汉奸，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重庆。我当时就给陶希圣写过信：“在重庆百万大军的基础上，对日本人才有和平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平。”他很感动，和我也无话不谈。一次我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吗？”他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蒋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了下去。”
人物周刊：陶希圣随汪精卫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在您看来他为什么去？
何兹全：陶希圣和汪精卫是老朋友，关系很好。汪精卫当了汉奸，很多人跟着去，都是老关系的原因。国民党里有个改组派，领导有汪精卫、陈公博、何香凝，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真正继承三民主义的。陶希圣开始也是改组派的，所以会跟着他。
人物周刊：李敖曾说陶希圣讲话深沉、多伏笔，是他见过城府最深的人物。
何兹全：一次，我对他说：“在蒋的侍从室做什么？不如找一个大学教书，还可以创立一个学派。”他摇头说：“离开这个门，人人都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说‘莽大夫’(汉代的扬雄，曾做篡位者王莽的大夫)。我在这里，他们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说话。”
人物周刊：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开始了批胡适运动，胡适的很多故友都写了批判文章。当时您和他都在美国，是否聊过这方面的事？
何兹全：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人，特别是同胡适有过接触的人，迫于当时的环境和压力。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是真在对胡进行揭露和批判。当时我和王毓铨在美国。一天王毓铨去看胡适，说到国内的批判运动。胡适说：“国内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实不是真的在批判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当时正打算回国，和胡适谈起来，胡适说，“好，回去吧。”可等我真要回了，胡适却劝我再看一看。可我已经什么都决定了，连票都买好了。
人物周刊：当时您还和冯玉祥有过接触？
何兹全：在美国时，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美洲分会，领导人是冯玉祥。他天资极高，还善于演讲，在纽约做了大量反蒋工作。一次他对美国人演讲，底下妇女戴帽子的很多。他就说，你们在美国，可以戴各种帽子，喜欢怎么戴就怎么戴，没有人管。在中国可不能这样，蒋介石叫你们戴什么，你们就要戴什么，叫你们怎么戴，就得怎么戴。他的演讲效果特别好。
人物周刊：您对傅斯年印象如何？
何兹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兼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在学术上，他是我的恩师。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大。抗战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我上大学前去找他，他对我说，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我很惭愧，两门我都没有学好。
人物周刊：以您的背景和经历，回国后的历次运动是怎么经受过来的？
何兹全：我没受到过太大冲击，陪斗有过，但没有被当成靶子批判过。我十五六岁参加国民党，后来写文章、办杂志。我和共产党思想不同，我想通过民主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共产党想通过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可回国以后我说我是抱着投降思想回国的，我是回来投降的，不是回来当革命派的——投降思想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学术生命。从此以后政治上我就跟着共产党走。
人物周刊：您说的投降思想应该怎样理解？
何兹全：我1950年回国，当了30年副教授，1978年才转为正教授。我政治上投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但学术思想没变化，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白寿彝在世时，我俩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络。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我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和这个挂不上钩。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压制还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但我一直坚持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