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５月，南怀瑾先生在上海。我由同事引见拜访他。南老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有机会拜识，真是太幸运了。
我们如约来到番禺路一处寓所，厅堂里高朋满座，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南老先生，先生中等身材，一袭中装，仙风道骨，而又面目慈祥，两眼炯炯有神。
吃饭的时候，或许因为我是初见，有幸坐在南老身边。我约略向南老汇报了我的学术兴趣，呈上一本小书请南老指点。南老立即嘱助手取出他在台湾新出版的《庄子諵譁》上下两册，签名送我。我问南老为什么将“南华”（《庄子》在道教经典中称《南华真经》）改成了“諵譁”，南老说：“我只是喃喃而语，而且有许多地方脱离了原文”。这与《论语别裁》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别裁”是前人用于选本（如《唐诗别裁》）的一种名称，而“諵譁”则巧妙地嵌入了《庄子》的另一个名称。
趁着南老与其他朋友交谈的机会，我立即翻阅起来，没多时就被其别出心裁的见解和生动的表述吸引住了。隐隐中，我听到席间来了《文汇报》前总编吴兄，此公健谈，圈内闻名，南老的话语也多了起来。不多时，似听到南老说“我赠老兄一联”，我的眼睛离开了《庄子諵譁》，听南老朗声吟诵：“浮沉宦海如 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在鼓掌声中，我想，其下联，我则似之矣。
临别之际，南老拉着我的手，我斗胆说：“何时有幸出您老的书？”南老笑而不答。
到８月间，由《文汇报》和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邀请南怀瑾先生为上海传媒界作一次讲演。是日，冠盖云集，仕女如云，从下午到晚上，整场讲演４个小时（包括上下两场的两次休息时间），年近九旬的南老站着演讲，精神抖擞，妙语连珠，会场内鸦雀无声而又气氛轻松。到最后散场的时候，先生发现了我，如老朋友一样交谈了几句。
凭借同事耀伟与南老的特殊关系，南老终于答应由我们出版两本新书，一本是《南怀瑾讲演录》，另一本是《南怀瑾与彼得·圣吉的对话》。
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和耀伟驱车前往太湖之滨的一处环境极为优雅的住所，这是南老亲手创办的“太湖大学堂”，占地３００余亩，其间大小讲堂、研究室、藏书室、饭堂等等一应俱全，建筑和装潢设计充满中国古典元素，渗入丝丝佛教意味，而设施又十分亲和。走进讲堂等处，均须跣足，以示干净和虔诚。讲堂和会议室全不如通常的讲席在上、听座在下的格局，而是讲席周围，或前或旁，有高有低，自然而参差地散布听席，听讲者可正襟危坐，可盘腿而坐，可侧倚而听，可闭目而思，可捧册而记。南老亲自带领我们参观了尚未完全就位的藏书和名人书画，图书中大部分是在台湾出版的成套古籍。
吃饭的时候南老给我们介绍了台湾老古文化公司（南老的书在台湾的出版者）的郭总经理和刘总编辑。南老讲演记录就是由刘总主持整理的。席间我们商谈了南老两书编辑方面的一些问题。南老则置若罔闻，谈笑自若。
我仔细拜读了南老的这两部书稿。《讲演录》是南老近年在内地对知识界、工商界、传媒界作的５次讲演的实录，涉及东西方文化发展的走向，当代人文教育的现状与对策，个人的品格修炼和读书养性等方面。《对话》则是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４次参拜南先生的访谈记录，内容涉及禅宗的修持方法以及生命、认知科学等，是一场有深度的东西方跨文化对谈，读来没有《讲演录》那么轻松，但会另有所得。
深夜掩卷，我眼前又浮现出了南老的形象。南老１９１８年诞生于浙江温州乐清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后赴台湾执教，又远赴欧美考察讲学，门生弟子遍天下。先生精研国学，于佛、道、儒学皆有精深造诣，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诸学，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理解，学贯中西，著作等身，俨然一代宗师，在中西文化界有巨大声望。古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今南老行路更倍于万里，读书十倍于万卷，而又交万名友，年届九旬，神明不衰，读书不止，交友、授徒、讲学、撰作亦不止。其学博大精深，鲜可企及，然吐而为言，录而成书，以其平生所学、所思反哺于世人，则蕴睿智于平易，寓深意于笑谭，发常人所不能发，化腐朽而为神奇，更不可企及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