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尽可能从新的视角重新体认人类发展规律,建立人类合理性的发展模式。我不同意丹尼尔·贝尔把世界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做法,也不完全赞同杰姆逊将文化史分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时间中心观,这都是多种阐释世界的框架中的一种而已。我提出一个非西方时间中心观框架的“世界主义时空观”框架,使中国不再是处于弱势位的“入超”状态,而是在新世纪我把人类史后文明分为三大文明,第一是大陆文明,或者说陆地文明,毫无愧色地说,中华民族在人类的陆地文明时代中是领先者,四大文明古国今天只有中国仍然存在。中华帝国不仅是秦、汉、唐,一直到明代的GDP都是非常高的,影响了西方,在陆地文明中产生了四大发明,没有纸张,西方的现代大学建立不起来,没有活字印刷,西方今天的学生能看到这么多书本是不可能的,一部圣经需要200多张羊皮,重达200多斤,价值连城,哪个穷学生能买得起?没有火药,就不能攻下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的曙光,启蒙运动的来临会推迟,今天有人大肆吹嘘火药是西方创造的,纸张是印度发明的,活字印刷是韩国发明的,中国似乎只有指南针。还有人说中国的指南针是水漂指南针,而西方的指南针是航海指南针,我认为这是把发明和改进混淆了,发明是无中生有,改进是有中更好。
我们切忌虚无老祖宗,正是因为这些发明,中国在“陆地文明”或大陆文明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提升,对人类精神的高贵,做出了巨大贡献,加上孔子的“仁者爱人”,为西方从中世纪的神学中心论走出确立人中心地位立下汗马功劳,所以那么多的基督教徒从儒生中找到词语,那么多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中国的思想非常向往,哥伦布的大航海就出于这种向往,那么多启蒙思想家去阅读中国的古代经典,都可以看出来。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中国成了“停滞的帝国”。尽管中国在陆地文明时期超前,但是在第二轮文明——海洋文明中失落了。“海洋文明”从葡萄牙、西班牙,大英日不落帝国开始,小小弹丸之国,征服了海洋就征服了70%的地球,因为地球是个水球。所以中国的陆地文明只占30%,而对方占70%,赢得了世界五百年。双方打成1平,于是出现第三个文明——“太空文明”。
如果中国没有宇宙飞船,没有卫星定位,中国的手机电视GPS定位都不存在,那么你刚才的说法就说准了——中国将永远处于入超地位,没有发言权。但今天中国在这些领域和美国欧洲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车上卫星定位和美国的没什么区别,同时中国的月球探索计划十年要完成,载人飞船登月要在20年完成,全世界只有美俄能做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为我们国家骄傲,为什么不能认为我们是太空时代的先进文明?在这一点上不能妄自菲薄。过去的辉煌不要再提,海洋文明的耻辱记在心里,而未来踏踏实实做太空文明。现在的email, CD都是数字的,手上的数码相机最初是用于太空的(过去都是用胶片拍照,一个军事间谍卫星到了上空拍片子如何传回地面很麻烦,用降落伞就可能落到别的国家土地上),今天的数码相机,包括手机等设备都很普及,中国上网人数全球最多,后现代传媒时代改变了中国,使中国迅速进入太空时代。面对未来,美、俄、中包括日本对太空时代的开发都是倾注全力,中国绝不会输。文化人有什么必要妄自菲薄呢?为什么不能像弱小时期西班牙的沙勿略,强盛时期的玄奘去学习,包括我们太空文明时期的许多科技人员那样和世界保持平行,许多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五百强,但今天的文化人敢说自己是世界五百强吗?敢说自己在思想大师中排第几位吗?中国文化人在很大程度上自我阉割了,没有记住文化需要创新的。我提出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大文明时期,重新书写人类发展的谱系,坚持中国必须有原创的创新,而不是零星的创新,不需要再在思想大厦上盖个小房子,那是自我看守所,只需要拆除大厦,重新造一个更大的广厦,来庇护天下寒士。
其实,我做的文化输出困难没有想象的多,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妄自菲薄,最多的提问是“中国古代的那些应该扔到垃圾箱的东西,难道还能运到海外去吗?”“西方人感兴趣吗?”归根到底是文化自卑主义、文化失败主义在起作用。相反,海外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从2000年不到1000万,现在4600万,到2008年将到达8000万,人数以几何倍数增长,我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报考书法博士硕士的人中,日本、韩国的多于中国的,他们似乎更认同中国文化,尽管他们的国家去中国化很厉害。中国人自己的内心却往往去中国化,很少有为自己自豪的,我的具体步骤是:
1.翻译260本书,组织天下英才,现在正在进行。
2.做100集discovers,(DVD),面对西方普通大众,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
3.办“新西方学校”,第一笔注资将要进来,主要是教西方人学习汉语,通过汉语考试。但我们的教学不仅仅局限在汉语文字,而是把中国传统各种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性地传授给他们。
4.创建书法电视台或频道,将书法变成世界第七艺术,其他艺术中国和西方全都一样,但书法唯独中国才有。
5.建立网站“思想中国”,已经注资。
6.准备成立一个教授文化艺术5人团,这些人必须可以用英文讲解自己的思想,必须精通一门乐器,必须能写书法或其他艺术造诣,这样在台上能代表活生生的中国形象。周游列国,代表新的中国人形象。面对一幅作品可以,“忽然绝叫三两声,满腔纵横千万字”,拿着琴可以“未成曲调先有情”,讲演时可以全面对话,可以收一些外国学生,形成新的周游列国的高端人士。
中国文化是活生生的、流动的,仅仅做某一项都不够。用后殖民理论解释,这项工作就是让弱势发声,让弱势走入强势,让对立缺乏理解的双方终归于和解,这就是我的看法。
问:从刚才您的回答可以看出您对当前反文化或者泛文化的状态表示了忧虑。
答:我的立场有两个,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上带有精英主义立场,喜欢优雅趣味的文化守望者。我对一切新的文化现象有“理解的同情”,对一切过分的东西有“同情的理解”。我坚信,只有真正打动自己的艺术、文化、思想才能得到他者的认可。自我的认可只是个体行为,但它说明在茫茫苍苍60亿人的星球上,有一个东方人对这个问题在思考,这种忧虑性的命运思考,需要获得其他人尊重和理解。
总之,对我而言,“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是我学问人生中强调的十六字心经。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