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现在是越来越热了。但这两部书，总是让我记起与黄宗羲父子有关的两段话来。
黄梨洲《伊川学案》载程颐语：
阅机事之久，机心必生。盖方其阅时，心必喜，既喜，则如种下种子。
此条下有“百家谨案”（农按：黄百家，梨洲季子，字主一）：
此真为至言。然不唯机事，凡兵陈、刑名，以及权术之书，后生看惯，即便下着毒种，多致后日有伤身败德之事，教子孙者，不可不蒙养以正。
被视为民族传统文化瑰宝《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窃以为与“机事”、“机心”是脱不了干系的。它们固然在哺育中国人的智慧方面起了作用，但对其长期播下的“毒种”，似乎很少有人关注，程颐与黄氏父子的警钟绝大多数人是听不进去的。在大量的历史剧中，帝王将相的权术计谋被观众津津乐道，品咂得津津有味。对敌斗争中固然少不了权谋，但人毕竟不是时时对敌，多数场合是用在同类之间的钩心斗角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冷静地审视前人为我们留下的遗产。
《孙子兵法》（本文称《孙子》或《十三篇》）是否为孙武所著，疑问甚多。孙武这个人容或有之，因为《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皆载有武名，《史记》更有《孙子吴起列传》，言其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但《左传》详叙吴楚战事，从未出现过孙武的名字。清代学者、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以为《十三篇》非武所著，是“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其理由有二：
（其一）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农按：《孙子·作战篇》有“带甲十万”语、《用间篇》有“兴师十万”语。）
（其二）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
对姚氏所述两点略作说明如下：
周安王时，齐之田和始为诸侯；威烈王时，晋之韩、赵、魏始为诸侯，是谓三晋。而晋分为三，尤为大事。盖秦自穆公，势已渐强，但东有强晋，终春秋之世，不得东进。三家分晋，彼此战争，秦得以操纵其间，蚕食诸侯。故三家分晋，在当时政治上实一大变局。司马光《资治通鉴》即托始于是年（前403年），以此为战国时期之始。此后臣乃称君曰“主”。《孙子》书中有称“君”者四，皆是惯用语如“将受命于君”等，即如“君命有所不受”亦惯用语（如《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亦有“君令有所不受”语）。余则均称为“主”。故姚氏进一步论定《孙子》“所言，皆战国事，其用兵法，乃秦人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对该书持绝对否定之评价（姚文见《惜抱轩诗文集·读<孙子>》）。
问题并不在于此书是否为孙武所著，而是姚氏的评价是否正确。
“春秋无义战”，但尚有如宋襄公者循着古训：“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结果宋师大败，襄公当然被目为迂腐，而受人耻笑（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楚之战）。似乎从未有人想到这正是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正因战争在急速地消失。战国时代，战事变得更为阴险、残忍，其中又以暴秦为最，所谓“虏使民法”，《孙子》中有很典型的文字记载：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要而来，莫之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数。（《九地篇》）
愚弄之，驱赶之，深陷之，岂但虏使之而已，简直把士卒生生地折弄成恶斗的困兽。
《孙子》一再宣扬诡诈，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则施于人，还不能具有仁爱之心，如云：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军争篇》）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杀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篇》）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计篇》）
《韩非子·说难》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理解什么叫诡诈与阴险：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农按：胡，春秋时归姓小国。）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把《老子》书中阴谋部分扩充发挥得淋漓尽致，又撰有内外《储说》等诡道森森。难怪赢政看到韩非之书，竟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韩非子》集南面术——权术、阴谋、诡计之大成，郭沫若认为连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e 1469-1537，意大利历史学家政论家，即影响极大的《君主论》一书的作者）看了都要退避三舍的，而韩非又比他早了一千七百年。播下毒种愈早，受毒愈为深广。使中国人过早地“聪明”，孙、韩作用大矣哉！
“兵不厌诈”，“无毒不丈夫”，早成了中国人的口头语，“博弈”一词已被广泛运用。
当然，《孙子》中也有这样的话：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千万不要被迷惑，这可不是“献爱心”，仍是谋略。最好读一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一段描写：
（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这位母亲可深知受此“待遇”，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孙子》《韩非子》在前，《三国演义》在后，二千余年间，这一类书不知有多少，终于蔚为机事之大观，完成了中国人机心之成熟与运用自如。
《孙子》《韩非子》均是王者师；《三国演义》则实施了谋略教育的大普及。我们很骄傲有此等奇书。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大演特演，大说特说，以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实施者和受众都自觉在从事热爱传统文化的“风雅”之业。
鲁迅先生并不看好《三国演义》，其《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明谢肇淛（《五杂俎》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又评华容道关羽释曹事云：
此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
将智慧置于道德之上，而被人津津乐道的智慧，多半是奸诈虚伪与狡狯而已。
不论正说还是戏说，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南面术被安上了“雄才大略”的桂冠，不加掩饰地大肆颂扬，回到帝王崇拜；以清官的个人道德，遮蔽体制的顽症；以高端清官直至帝王的明察秋毫与强力干预，来证实法制的终端清肃；以“顾全大局”的名义美化暴虐；以人性的复杂化为幌子，勾消罪恶与腐朽。
在商品经济大潮与“量化”大潮的夹击下，时风大坏，士风先坏，导致学术腐败。“学而优则仕”早已蜕变为“名气大则仕”。自觉地攀附权力，趋迎权贵，涎羡权势，竞逐权位，这已成为某些知识分子的总祈向。似乎永远不会明白:一旦沦为乞讨者，就不可能再有独立的人格。
布施者与乞讨者双方都运足了谋略。谋多了，诚少了，“耻”则自然少而近于无。
想到长期被视为反面人物的曾国藩在其《复贺耦庚中丞书》中坦陈：“盖尝扶剔平生之病源，养痈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冯友兰先生文革后期受惑被利用，事后沉痛检讨自己“修辞立其伪”（农按：《易·文言》有“修辞立其诚”语）。联系到当今一些知识分子为评奖而虚报学术成果，使硕士生、博士生变为导师的打工仔，将学生成果署上己名为第一作者，将挂名主编之书报成“专著”，不一而足。诚安在，耻又安在？视曾、冯又何如哉？
而最可怕的是这种不诚之风泛滥成灾。如，2006年6月10日央视一台“媒体广场”节目播出，某次重要作文考试，应试者为感动阅卷老师取得高分，百分之三十以上考生均不惜写特别钟爱自己的父母突然双亡或突发癌症，纯属虚构而描写得有声有色。主持人说“天下父母真够可怜的”。笔者吃惊之余，事后说起此事，居然有不少家长言道：只要子女能得高分，父母即使被诅咒，又有何妨，反正说说又不会真死。这岂不更令人吃惊。孟子曾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今一家之内而长幼交相伪，又如何耶？这个民族怎么啦？中夜思之，毛骨悚然！
我们当然不能要传统文化来负担责任，那应该是现在活着的人的责任，“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不也是传统文化吗？而且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请问：这些是否在离我们远去，在我们的视频中快速淡出？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请问：“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如今何者吃香？我一直在思考程颐的话：“圣人忧劳中其心则乐，安静中却有至忧。”伊川先生知道圣人在“忧”什么呢？
对于程氏的另一句话，即“某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得意味与少时自别”，我是有些体会了。我特别佩服惜抱先生的独具只眼，且与伊川、梨洲父子的仁厚之心一脉相承，思想亦深刻之至。于是，我感而写出了这篇文章。
作者：章秋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