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背景，大抵是两大精英集团的对峙造成了双方的挫伤，知识分子以退守的方式进行后现代主义研究。那么，后现代主义承担了什么角色呢？它构成二元对峙之外的新一极，这一极既抚慰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同时也对政体精英有一种非强力对抗式的对峙。诸如王朔的小说和电影当然带有后现代性，尤其是《顽主》可以将双方一笑当中感觉到消掉了彼此的尊严，知识分子认为是消掉了权威主义，而权威则认为是消掉了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后现代主义出来以后便成了“所罗门瓶子”里放出来的“妖魔”，再也无法控制，在思想、政治、法律、科技、医学，诗歌、美术等方面，充斥于天地之间，形成世界性思潮。
我坚持一个原则：当一事物处于萌芽状态而处处受阻，是一个新生事物时，我们应该呼之鼓之呐喊之，当它如日中天，泥沙俱下，出现了许多弊端，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形成了自己的不可抗拒的自我消解、瓦解的因素时，应该对其加以批判。所以当资本主义处于新兴阶段时，人们会呼之、鼓吹之，当西方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甚至成为霸权时，我们的批判精神永远不可以或缺。对后现代主义也应作如是观。
这个时候我对于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将其看作新生事物，而开始对后现代加以反思批判。对后现代的无线扩容加以限制，我当时用的一个词叫作“设限”，为它设立一个基本限度。其后人们认为我有所转向，其实没有转向，我刚才谈到了最初呼之鼓之，到了其如日中天，甚至踌躇满志，成为新的霸权时，当然应该批判。后现代的武器不仅是针对他人的，针对现代主义的，同时也是指向自己的。
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在思维论上阐释世界，提出了反权威、反中心、消除二元对立、或此或彼的思维论。进入政治领域，成为了后殖民主义重要的思想方法。在思维方法和一般意义上的看世界方式上，后现代主义确实颠覆清扫了许多过去的思维弊端，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能这样全面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后现代主义，对弱势群体发声的关注，其可能性也很小。一旦后现代主义进入政治领域对于弱势、边缘的提升和对强权的压制结合起来以后，后殖民主义才具有了思想方法上的如虎添翼。当然，后现代主义之前后殖民主义就存在了，如法农等人的姿态，但大都有明显的冷战模式，强调第三世界对于第一世界的对抗，有色人种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对抗，非洲边缘主义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对抗等。后殖民主义吸收了后现代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政治正确性”：一切对黑人的歧视，对第三世界的不公正待遇，对女性的压制性的权力指向都变得不合法。后现代主义同样在后殖民主义中找到了知音，它发现仅仅在思维中革命是不行的，重要的不是阐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后现代主义在思维上与其说是阐释世界、强调多元化阐释的话，到了后殖民主义，就是在实践上改变世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进入后殖民主义研究，应该说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但问题接踵而至，我在研究后殖民问题时当然要关注边缘、关注被压迫的、底层的、丧失了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在西方中心主义势力范围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因此转向中国问题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我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所谓的转向，是往前走不断提升。从根本上说，我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去批判西方的现代性、霸权主义以及新专制话语。西方人总认为东方代表了专制独裁，但希特勒是什么，难道不是典型的专制独裁吗？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没有谁是可以天然具有豁免权的。往往走向非制约性而造成权力庞大最终必然导致的专制独裁。
赛义德不仅作为后殖民的精神领袖，更关键的是赛义德有身份意识，立场意识，也有全球化时代中的家园意识。我意识到，中国的家园意识身份意识已经丧失了百多年了。赛义德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用英文写作而暴得大名，不仅是白人，包括他所在的家乡巴勒斯坦和中东都把他看成时代英雄。但这么一个又得第一世界（白人）高位，又得第三世界（东方）追捧的思想家，内心却无比痛苦。因为，他对自己立场产生了怀疑，他用英文写作，要在白人世界获得教席，则必须进入西方主流体制，但他的真实身份是巴勒斯坦人东方人，又必须为自己的家园、国家、族类、民族以及苦难去讴歌和呐喊，势必会得罪那种处于中心的白人权力集团。最后果然如此，晚年只能在癌症中愤懑而死。
这给我提了一个醒，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以心性血脉和身份立场为代价的。那种为了金钱、身份、帽子，为了所谓的写作而写作是无效的。我更加关注中国问题，才发现原来赛义德的《东方学》把中国挡在了西方世界之外，他的东方主义很少提到中国，当东方主义在西方名声大噪，东方的中国就被推拒得越来越远，再加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进入西方世界，其书法、茶道、花道、空手道等使得西方对他们充满神秘感和向往，但真正影响日本的汉唐文化却被挡在了外面。换言之，中国文化在两个方面被挡住了，第一是中东赛义德及一批思想家；第二是远东的日本还有韩国。我想问：谁来为中国说话？谁来为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国崛起尽力？谁来为被骂倒的传统文化精神做出清理工作？我想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来行动，我自己来做。于是我在赛义德停止思考的地方开始起步，写出了《发现东方》，在书中提出了“文化输出”的基本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从二元对立中走出来，从独断的怀疑的视野中走出来，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或者说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研究中去考察中国文化审美、中国人诗意存在方式、传统感受方式是怎样被现代性中断的。我就是要这种被中断的文化重新“铁树开花”，去重新清理它，让它在世界上具有一席合法地位。同时，我要去看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被边缘化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将这个时间定到1820年，我们落后西方的时间只有200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是从思维论进入到政治论，从政治论进入文化论，最后进入社会论的。思考的范围在扩大，但方向始终如一。
问：您刚才的谈话中提到了杰姆逊和赛义德，虽然您现在的研究重心不再是后现代思想，但并没有抛弃后现代主义。如果说对于当前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初步入门者，您能否提出一两个思想家推荐阅读？
答：后现代主义分成起码三种。第一是对现代性的完全对抗，称为极端的“消解的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一刀两断；第二，后现代是现代发展的高峰阶段，变成了“高度现代性”，就出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像前面消解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种我认为都有问题，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三种趋势很值得注意，它悄无声息地在各个领域掀起一场话语革命——“多元的后现代主义”。这是它的本来面貌，“消解论”归根结底还是二元对立、冷战模式；“建设论”则顺着走，变成了精神的遗腹子或者继子。“多元论”就把后现代主义泛化了，把这样一种暴力的、焦躁狂放的思想变成万事万物中的规律，我想这更符合今天的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太空文明的发展趋势。
青年学生学习后现代主义，可以看看杰姆逊的著作，或者伊哈布·哈桑的著作。但我认为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不太主张青年人过多看后现代主义的书，因为它优劣难辨、模棱两可、滑头甚至粗野，有很多不遵守语言语法、词汇破裂的情况、能指和所指的断裂等情况，一个正常的读者很难用理性把握对象。第二，后现代艺术由于重视行为艺术、观念艺术乃至是反艺术，反解释，相对而言容易，不需要经年累月对线条刻骨铭心的把握，不需要我们长年累月，花众多功夫，把生命投注进去做单纯的复杂。后现代主义只是把所有人的成果装入垃圾箱，或者对能指、所指断裂当中的影视图片之间加以解释，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不能给你真正的启示，愉悦和提升，而只是在观念上告诉你，这是个可以游戏的世界，我们可以游戏到怎样都行。因此我认为这辈子不想虚度的朋友应该好好学一门真正的艺术，做真正的功课，就像怀素和尚经年累月把万株芭蕉写完，就做一个事情，徒手线条精确无比，理性和超理性完美统一，而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我们偶然为之，像周末放假轻松，但不能一周七天都在玩，那样被解雇的可能性百分之百。
问：您是主张文化输出的，但在中西文化交流明显处于入超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您有具体实施的计划或步骤吗？用后殖民理论从事这一项工作理论工具充分吗？
答：主张文化输出是我发现东方的一部分。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是对西方人说的，就是请他们来看看差异性的文化，并尊重差异性，就像我们要去贵州看看高山瀑布，去云南看看玉龙雪山，去西藏看看布达拉宫一样。虽然我们不可能把自己变成当地人，但是要学会尊重欣赏差异性。我们对西方的这种吁求是正当的合法的，我们的吁求他们也会听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五百年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大陆文明”时期发展最快、最强大的国家——中华帝国，当时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3%，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财富，经济上能量巨大。到了1820年后，中国在满清的统治下，一个是大量屠杀汉人，分为三六九等，一个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所以今天的满清戏又在戏说中误导中国。200年前的中国衰败下来，从经济总量的33%退到了今天的3%，当然这和历史的相对论有关系，不进则退。
西方航海大发现后，进入了“海洋文明”时期。所以我提出一个想法：我认为中国人改革开放以后追随了西方几十年，如果再往前追溯到30年代，就更多了，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可以说从最初派到西方留学的一批少年开始，中国已经鹦鹉学舌、拿来主义、学了很长时间，这重不重要？很重要。但够不够？很不够！应该怎么做？彻底反省！我意识到，中国在学习过程中，把自己的文化、指纹、宗教、信仰虚无化了，疑古派的出现就是典型的学术上的文化虚无主义，话可能有点重，但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的清算、对家底严厉的审判，确实到达了苛求的地步，比如疑古派认为：老子此人不存在，认为《道德经》是后人杜撰的等等，在疑古派看来，中国古代史包括夏商周的历史，都是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我手上有一本书《中国伪书》，认为汉魏以前的书，没有几本是真书。疑古派就这么绝对。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只是想说明在入超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做文化输出，中国在以前很强，现在的弱并不代表将来的中国不会强，更不代表中国文化未来不会被接受。
我受了两个人的启发，第一个就是沙勿略，当时是西班牙的传教士，1542年的西班牙其国力和庞大的中华帝国无法相比，当时的基督教也并不是什么全球宗教，沙勿略进不了封关的中国，于是到日本和印度传教，在当时整个东方亮起来的时候，沙勿略看到了稀微的神光，看见了即将一轮喷薄的红日即将出海，所以他去传播自己的思想。他成功了，尽管它最后死在了广州外面的上川岛上，但他成了利玛窦的先驱和老师，难道星星之火不可以燎原吗？我们今天文化输出，也应作如是观。还有玄奘，出国留学19年，归国翻译佛经19年，38年完全放在了佛经的伟大事业上，也成功了。我要提出的思想是，重新划分文明。就中国而言，刚才的“入超”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处于低势位，没有资格对其他文化输出，没资格对所谓高层文化说三道四，人家连眼球都不转过去，不看不听，不接受是必然的。这时观念问题，打个比方，我们都喜欢新东西，越新越好。我送一个人镀金的器皿，和送一个纯金的器皿，不知道谁会要哪样？我送一个镀铜的器皿，和一个青铜斑斑的器皿，你要什么？我送一个崭新的瓦罐，和送一个仰韶文化的瓦罐，你要什么？道理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越新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