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安定有序”的“有序”，也包含了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享其成等方面的含义。“以和为贵”——“和”是社会协调的保障
儒家学说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把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为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实现“人和”，一是要“与人为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二是要“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礼记·礼运》）；三是要“存异求同”，辨异同，致中和，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寻求互补和统一。孔子在倡导“和为贵”的同时，在史伯和晏婴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和”与“同”的不同含义，并将二者提升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的“和同之辨”，其原始意义后来得到不断扩展，被赋予了更丰富、也更重要的涵义，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江泽民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后，日益显示其独特而永恒的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要实现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要做到社会组织机构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都必须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过无不及”——“和”是社会发展的尺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又多表述为“中”以及“中庸”、“中和”、“中道”等概念，“和”与“中”密不可分。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中”在孔子之前，有两重含义：一是《尧曰》的政治哲学之义，一是《左传》的哲学本体论之义。前者指的是政治措施的恰当适度、无过无不及，后者指的是天地之间的本根之物，即人与万物的生命之源。孔子将“中”衍化为“中庸”，上升为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使之成为一个道德哲学范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中”的主要内涵是“度”，朱熹《论语集注》注云：“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定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过”；只有“无过无不及”，才能实现原有的目的。
把握事物发展的“度”，处理好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同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要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性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是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这就要求在坚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坚持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同时，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并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来源：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