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在学术和现在时兴的许多领域中流行着对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要求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研究假设这三者间是相互抵触的。这个假设一直是他们研究的热点。本文写作的目的是说明，或者，更进一步地揭示中西方的学者们几乎毫无疑义不加批判地接受五四运动时代掀起的对儒家思想的反对与批判，并且，对儒家思想的价值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入考证。
从数十年的迷惑混乱和民族主义的社会土壤中孕育出的五四时期的青年们在极大程度上接受《新青年》杂志认为的关于儒家思想应该废除的评论，并且趋之若鹜。
新青年杂志认为正因为是儒家思想的教导及其价值观的影响，才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没有进行任何批判性的分析和没有回应如何挽救国家的前提下，五四青年们把猛烈抨击和摒弃儒家思想的行为作为一种解决中国当时困境的最可行方法，并寻求一个真正可以包含众多西方意识形态和教义的方法。当时的青年人决心把残留在中国的封建旧思想扼杀并且寻求一种新的思想挽救中国。
然而事实是，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没有一种西方的理论概念和中国的传统或者历史有任何关联或实用性。他们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把腐朽的清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筒，但是随着袁世凯的夺权称帝和其后的军阀混战，当时的中国的情况愈发恶化。
儒教和现代化的要求是彼此相抵触的观点被美国学者所接受。在已故的学者Mary C.Wright关于“同治复辟”的著名分析中，总结出曾国藩尝试初次引导中国的现代化葬送于太平天国运动反抗中，说明此尝试是一次失败，也是中国保守派的落幕。在此文末篇章中，她把曾国藩和蒋介石的保守性作了比较，并以之作为进一步证据证明儒教与现代化的需求是不相关的。
正如同在抨击中和在王朝的瓦解中被摒弃丢失的儒家思想一样，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富有开创性的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的思想，也没有为人所继承。
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与清王朝统治者所宣扬的儒家思想中的保守的一面相比，儒家思想有其更加超卓的的一面，他们认为对儒家圣贤的教义可按照新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需求重新进行筛选查看和解释。
康有为和梁启超似乎都明白，清政府为了证明其思想的合理性并且得到社会文人学者们的支持，清政府从清初就开始重视对儒家思想进行最传统的严格的，正统的的和保守的解释工作。
他们的工作被元皇朝之后的明朝正统派原教旨主义变得更为简单。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表明的对儒教的继承的最初的迹象在明政府的政治斗争中孤力无助，唯一能使文人学者们重夺控制权的就是再次介绍其保守派对儒家学说的最正统的解释和释义，以此作为他们传统的权力根基。
但是，被人们遗忘已久的是，同样是儒教这个哲学体系，曾是中国汉朝时期版图扩展到中亚，开辟丝绸之路，进行频繁贸易和其海上探险延伸到里海沿岸的一股强大力量。
同样被人遗忘的，或者说是被认为是遥远的历史记载的盛唐时期，这种盛世局面可能是人类历史有过的、最伟大的和最富国际性的前现代文化。唐朝的都城长安（现西安），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其大街小巷都挤满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教堂、清真寺、庙宇遍布全城。全盛时期的唐朝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宽容和对各民族的融合也使之无与伦比。
南宋时期发明的世界上第一个印刷术设备，世界第一次出现的纸币和货币经济体系，包括流通证券，从商业活动中缴纳的税收中能比征收土地税能创造更多的收入的商业化经济。在这种经济的推动下，南宋冶铁业的钢铁产量大大超过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生产的钢铁产量。
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了。
似乎人们认为所有这些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和这些盛世时期好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果有，那也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与儒家思想不同的另外一个思想体系中。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所有这些伟大时期的和所有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一段时间出现的。
所谓的差异，如前所述，就是在中国进入明朝早中期和清朝时期时，为建立一个封闭性社会，为了维护其统治，儒教被统治阶级重新解释。
正如郑和的航行的记录被烧和破坏，世界上有过的最伟大的船队的证据几乎被毁灭的那样，关于支持这些功勋，服务于那些朝代的统治阶级的儒家思想的解释和分析，也被焚书坑儒这样的措施所埋葬。元朝后，明清两代各自因为他们的自己的理由信奉在面临西方列强的的挑衅时，只有闭关锁国，采取保守的妥协策略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护其利益。
现在中国是时候进行一段时间的自我探索，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智慧中，也从道教的智慧结晶中反刍、重习和精选出那些将使得中国在它的现代化前进的建设道路上有着巨大价值的智慧结晶。
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在其文化核心之中代表着价值和信念的一个价值体系。客观冷静地并且从智力上理解到宗教是一个哲学思想体系，一个通过利用创建者的形象的价值和信念表示的一种价值和信仰体系，它通过奖励与惩罚系统来加强其价值的系统。
“创建者”这个概念的诞生在西方的文明中是为了尝试从混乱纷扰中带来次序。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的创建者是这样强健，以至他不能够被看见，他的名字， Yaweh，极少被人说出，他的形象从不以任何形式表现出来。
这是一种有助于解释环境和生命各种境遇改变的看不见的强大力量。在很多方面中，这种世界万物背后都有一种不可表达的、不能被理解的或者不能显示在一种普遍地被理解的形式中的强大力量。这种想法并不比中国的文化更为陌生，比如说一些相同的概念在古典伟大著作《道德经》中也有体现（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
这个概念没有受到孔子的质疑，而且他对之更进一步，并超出了任何文明已经接受了的那些观点。
他那时候是伟大的哲人，并且至今仍然大大超过任何的哲人。
比如说，他时不时地从本质上考验他的弟子们，这些考验让大家认识到作为自己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不但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还要为人类的文明负责。对未知事物要尊敬的，他认为，但是要专注于做能够改进我们人类生活的事情为重点。
后世是无法知道的，它不能被证明或反驳，但是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现实，在此时期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生活，这是惟一我们认识到的属于我们占有的生活。要关注，他论述道，要关注于发展一个思想、信仰和价值体系，使得这个体系可以提高全当前人类的生命。他回避了关一个使用武力来威胁、加强创建者上帝形象的价值系统的讨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和当时、甚至更和现在有关的、清楚地被理解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在变化和混乱面前，人们需要一个价值体系引领他们，提醒他们说人们被一个更高的价值和信仰的标准所引领。
正是因为这个标准使人类与动物界区分开。这个标准告诉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财富和属地，但是他们不该以应该做正确的事情为代价而获得。我们不该从事违背真理、不诚实、不正直、不关心家庭和社会的那些不道德的活动。
他提醒我们在为努力过一种充实得令人满意的的生活而奋斗的人和那些只为获取更多财富而忙碌的人之间是不同的。他提醒我们君子和小人 之间是不同的。
其关于宣扬人性本善，寻求抬高人性，寻求从精神上激励我们比我们现在变得更善，提醒我们向成功的道路行进，提醒我们不该被鄙视为小人等等，这些儒家思想的价值核心在今天看来是更加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当今中国，儒家思想，我们可更广范地理解为包括诸如道教和其他的中国的伟大哲人的思想，趁着现在还不是太晚，应该重新对其进行查验和进行介绍。
没有一个社会，不管其物质财富创造的有多出色，是建立在没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的流沙上的，是建立在没有其自身的哲学核心和精神信仰上的。
中国不能嫁接西方的基督教作为其价值体系，不管西方福音的基督徒做出了多少的努力。原因很简单：西方的基督教并不是世界性的，它是西方的，它的出生于西方社会的经验中，对她的解释和再解释也是为了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
中国需要重新评估它的自己历史性的文化，重新定义它的自己伟大的传统中的必要的元素，重新发现与同时代的世界有相关性的它自己伟大精神的核心的价值。
中国不应该把明和清时期的保守派儒教和充满活力的汉、唐、南宋时期的儒教相混淆。
儒教的核心基本原理中的人类价值为现今所需要，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是孔子第一次提出了金箴，是孔子第一次指出了人生而平等，是孔子首先主张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是孔子主张宰公正公平的条件下寻求财富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这和早期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 避开世界的财富所不同的。
是孔子提醒我们除了法律的规定，我们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彼此相处。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和阵痛中的现代化的社会是有关联的。
中国是时候战胜五四时期以来对其传统文化的摒弃了。
现在，中国再一次繁荣强盛起来了，中国人民再次被准许表现他们的卓越天赋。
中国现在是时候重拾和重新发掘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体系了，儒教和道教，重新发掘这些伟大哲人和先圣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相关联的卓越思想和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