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昨天，三只抽屉式的小木箱摆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的面前，棕色，陈旧，木纹斑驳。
这种箱子，是上世纪80年代，考古所给每个研究员准备的。
这三只，属于考古学家牟永抗。他退休后，把箱子留在了办公室，对同事们说:这些东西，就放在你们这里吧。
2月10日，牟永抗在杭因病去世，享年83岁。这些天，作为他最亲密的学生，方向明到老师办公室整理遗物。
方向明用软布轻轻拭去木箱上的灰尘，打开箱子，里面有一只只中药包似的包裹，用塑料绳子捆得很扎实。
当已经有些脆的包裹纸轻轻打开，一块块沉甸甸的石钺、石斧出现在方向明面前：这是牟永抗在野外考古采集的标本。扁平的石钺边缘上，隐隐辨得出已经漫漶的字迹:“1981.5.1余杭大观山”。
这是老师的字。方向明一眼就看出来了，用墨书工整地写明出土地点，是老先生的习惯。
另一只箱子里，放着修复器物用的工具，还有生锈的大头针、发黑的小橡皮、只剩半截的铅笔头……
一个蹲在泥土前，拿着刮子刮面，用自己制作的竹签细细剥剔器物，随着这些旧物的出现而浮现。
1978年春天，当时还年轻的牟永抗，和另一位考古学家王明达，来到海宁徐步桥遗址，为了找出“良渚文化的墓不是平地掩埋”证据，两人天天围着太阳打转：为了辨认墓坑，正光、测光、逆光，太阳什么时候变幻光线，他们就盯着泥土观察，边找边用手铲剥剔，一天又一天，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直至第一次完整发现并确认了良渚文化的墓坑。
箱子里的旧物，正是浙江一位考古人风吹日晒于野外的记录。
这就是简单的技术活，单调，重复，需要耐心。考古所的研究员郑嘉励说，“只有‘纯正’的田野考古学家，才会做这些事情。”
木箱里每一件来自田野的器物，都无声地印证着一个学人的日常。“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牟先生总跟年轻人唠叨的这句话，犹在耳边。记者 马黎
